城市化建设与历史保护之间是何种关系？学界应如何促使群众树立古建保护观念？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享有“古城卫士”之称的阮仪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曾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为古建保护事业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您较为关注什么课题？

　　阮仪三：上海的石库门越拆越多。大家都知道，我对上海石库门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并且提出了应该保护哪些项目。但到现在为止，效果不是很理想。拆得多，保护得少。我经常收到老百姓的来信，反映很多本应受到保护的石库门建筑被拆掉了，可见上海对石库门保护这一块还不够重视。

　　以上海的石库门、北京的四合院、福建的土楼、安徽的四水归堂等为代表的中国民居，都是合院形式。这些建筑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民族特征，是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物质空间构成的一种反映。合院式建筑之间所组成的街巷、里弄、胡同又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社会场景。这种社会场景只有中国才有，这背后就是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关系。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对待历史建筑上，缺乏完整的法规制度，缺少保护理念。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到宣传部门，没有把传统建筑看看作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作为创建和谐社会的物质文化基础，建筑形成了一个文化空间，不能在我们手上不明不白地丢掉。建造现代化的新房子固然漂亮，但是缺少人情味、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留一点建筑下来，我想最重要的是留一点给后世创造新城市、新建筑的榜样和样本，一种思索的源泉。这种源泉的存在，就要“原汁原味”、保留其“原真性”，让历史本来的、真实的风貌得到真正的保留，如果做成“假古董”就完全失掉这个意思了。

　　中国社会科学网：城市化与历史建筑保护之间是否矛盾？如果不矛盾，那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阮仪三：不矛盾。首先是观念问题，观念缺失造成我们现在的法制不完善。我们没有历史建筑保护法，只有文物保护法。而在法国，1907年就制定了相关法规。1962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了城镇保护法。文物保护和建筑保护有很大区别。文物主要是被用来保存、收藏、观赏的，一旦成为文物，就失掉了原来的功能；历史建筑若变成文物，就失去了其生命和活力，而仅为观赏之用。

　　欧洲，尤其是华沙，在二战后兴起了古城复兴运动，因此欧洲很多国家具有很好的古城保护经验，我们在观念和技术上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促进我国古建筑保护事业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学界对于促进民众树立起这种保护观念应该做出何种努力？

　　阮仪三：我觉得，至少我尽到了我的责任。比如说石库门建筑这种重要的文化传统，是社会网络形成的一个基础，这一作用要让民众认识。老式建筑是非常好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空间体系，现在房子的建造方式跟中国传统民居相比，缺乏人际网络。传统房子有东厢西厢、两侧厅，前进后进、天井，天井“上接天、下接地”，这体现了中国人的观点。房子与房子之间连缀起来，便形成街巷。走在街巷中，有东家妈妈、西家阿姨打招呼，形成了一种非常和谐的社会网络关系。现在的房子一排一排的，虽然科学性很强，间距、日照、通风考虑得很细致，但是失掉了这种社会网络关系。

　　而且，老房子在科学性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过去的房子虽然占地面积太大，与现实条件不太相符，但是现在的建筑方式也可以吸收、融合和创新，而不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建造。比如中国过去有很多木结构的房子，这种房子用卯榫连接、结构柔软，具有很强的抗震性，也具有独特的科学性。但是现在由于木材短缺，很少采用这种建造方式。木材虽然稀缺了，但这种建筑方法不能丢。我们现在建造房子的套路全是西洋来的，自己传统的建筑方式反而全都丢掉了。

　　我的观点是，并不是所有的石库门、四合院等老房子全都要原样修复，而是说，我们现在在建造新房子的同时，要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并且考虑怎样把这些承载历史文化因素的精华传承下去。这就需要研究如何将家庭伦理道德观念融入新房子的设计当中、研究在过去的建筑空间中人们之间形成的那种社区的亲情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网：众所周知，您在古建保护方面走了一条艰辛的道路。是什么信念促使您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

　　阮仪三：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所受的教育。我上大学时，同济大学请来了德国专家来为我们上课。1958年我三年级时，他就给我们讲过欧洲古城复兴运动。陈从周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组织学生把扬州、苏州等地的古民居和古园林测绘了下来，为后来古民居和古园林的修复提供了重要借鉴。我虽不是他的入门弟子，但是他非常喜欢我，现在我传承的就是他的事业。在我的《江南古典私家园林》一书中，有14篇文章都提到陈从周先生的学术观点。

　　早在80年代，我就同很多专家有过争论。他们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把房子画下来、测绘下来，就已经尽到了我们的责任了。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不光要测绘下来、还要保留下来；不光要保留下来，还要为它们做好规划。历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做到了记、存（记录、留存），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敢于批评皇帝，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从而流芳百世。但是，古人缺乏留存历史文化的传统，现在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吸收欧洲经验，注重对历史建筑的保护、留存。

　　文化遗产保护投入的回报不会马上显现，因此需要有长远眼光，并且这种眼光是更深层、更重要的。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回报不仅仅是发展旅游，旅游只是其中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留存中华名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比如，经过保护留存下来的江南水乡古镇，当然可以供人们旅游参观，但更重要的意义是提供了一个样本，留给人们思考的空间。人们在古镇中，可以看到水和人具有深切的联系。但是到了现代，这种联系似乎没有过去那么紧密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水脏了。水为什么会脏了？这就引起了人们深层次的思考。

　　同济的历史遗产保护是非常讲究质量的，同济有很好的遗产保护团队，在进行遗产保护时讲求“原真性”，而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的工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理解，也培养了很多年轻人加入了保护队伍，我还组织了遗产保护劳动者队伍连续几年参加古城保护义务劳动，我的孙子阮一家就曾担任过遗产保护队的队长。看到后继有人，我感到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