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蒙

　　上海需要什么样的供给？

　　从上海自身看，这是一座产业结构合理、转型升级较早的城市，但对比大产业基地和依旧星罗棋布的小园区，高度自动化的先进制造和手工作业的代工工厂，供给效率的高峰和洼地同时存在。

　　从全国视野看，当各地向煤炭钢铁过剩产能开刀之时，上海却在经历一场重化工业的“自然退潮”，扭转工业的下滑势头，寻找实体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眼前关键。

　　走出国门看，论摩天大楼、都市繁华，上海不输纽约、东京，且早已成为全球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之一。但仅论GDP，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上海与全球最出色的城市相比，差距还是明显。

　　近期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课题组针对上海的定位与选择，展开专题调研。调研报告指出，国际差距倒逼上海必须提升供给的质量与效率，上海要做大高端产业的“分子”，控住粗放发展的“分母”，并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推动上海经济整体提质增效，为全国经济迈向“中高速、中高端”作出新贡献。

　　面积更大，为何GDP反而有差距

　　上海够大吗？

　　随着上海被定位“全球城市”，关于国际大都市与上海之间的比较便屡屡进入人们视野。当越来越多的市民出境旅游，来到纽约、伦敦、东京等大都市，往往会感觉到上海很多方面已经不遑多让。尤其在城市面积上，第一感受是上海才是真正的“巨无霸”。古往今来，城市间的比较，人口和面积大小不是唯一因素，但也是不可或缺的指标。

　　然而到了今天，全球城市的竞争，面积大小和人口的权重不断减小。调研报告指出，从综合经济实力看，上海的GDP总量与纽约、东京的差距仍很大，虽然面积是纽约和东京的8倍和3倍，然而GDP总量仅为后两者的1/2和2/5左右，表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经济中心地位和资源集聚效应仍有待增强。

　　面积大、GDP总量却不够大，说明上海与国际对标，差距存在于效率中。在全国，上海是产业结构合理、产出效率高的经济中心城市，但从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来看，2014年，上海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纽约、东京的约1/6和1/4，人均GDP是纽约、东京的约1/5和1/4；上海的开发强度接近50%，而东京的开发强度不到30%，香港也只有21%；上海的人均能耗比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高50%以上，这表明，上海与国际一流城市供给质量和效率的差距明显大于总量的差距。

　　供给质量和效率上的差距，反映出上海的发展模式仍较粗放。2005年至2014年间，上海常住人口从1890万猛增到2425万，建设用地从2400平方公里增加至3100多平方公里，经济增长仍过多地依赖重化工业、房地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金融、专业服务、先进制造等高端产业的规模、质量较国际一流城市尚有不小差距。调研组认为，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是上海赶超国际一流城市的必由之路，要切实改变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扩大“分母”驱动增长的粗放发展模式。

　　实际上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上海已开始着手提高质量和效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永恒命题，上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落在‘结构’上。”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魏陆表示。

　　从那时起，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入加速通道，低端、污染企业关停并转，不适应上海定位的产业向外转移，资源要素逐渐向高端产业和新经济领域集聚。延续至今的淘汰和转移给上海经济带来持续阵痛，尤其在最近两年导致工业产值下滑。比如在上海市郊，一大片有名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加速向市外转移，这些企业带动大量就业、拉动GDP增长，它们的离开在牺牲今天的同时，为上海未来增长创造了空间。

　　不过，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到位了吗？调研报告给出一组数据，如今在上海的，不同行业和区域间产出水平相差悬殊：产业上，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同是上海的支柱产业，总产值规模相近，但前者在上海的产值利润率竟是后者的6.7倍；区域上，上海的国家级工业园区的人均产值和利润分别是市级工业园区的1.6倍和2倍，是区县和乡镇工业园区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必须要正视上海市域范围内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间的要素生产率差距，主要依靠市场之手加快优胜劣汰，实现上海产业的更新迭代和供给质量的整体提升。”调研组负责人表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上海而言绝非仅做“减法”，减量腾出的空间和资源，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入高端产业和供给要素，满足国际国内市场不断升级的需求。调研报告指出，未来上海仍要在重点发展知识要素密集的创新经济、高端产业和总部经济上持续发力，加快打造与国际大都市地位相匹配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形态。

　　调研报告还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发挥市场在人才、土地、资本、技术等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活力，政府重在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和良好的公共服务，营造符合国际标准的营商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纠偏’，让政府从供给引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中摆脱出来，把企业从对政府资源和政策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上海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魏陆表示，未来上海产业的突破方向要靠众多企业家在市场中不断创新和“试错”中来寻找机遇，政府的角色定位必须从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市场环境维护和创新供给的服务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