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李玉）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要议题，在10月31日于上海召开的“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认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根本上也离不开法治的推进和完善。

　　中国政治学会顾问王邦佐认为，对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行梳理和回顾不难发现，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命题以来，中国自主推进社会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政府重大决策实现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和咨询制度等都得到了推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命题，并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建设构想。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接着提出坚持依法治国的要求。可以看出，中国已经迈出实现法律之治的重要一步。

　　“实现法律之治必须坚持依宪治国。“王邦佐强调，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政治体制和人的现代化，本质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政府本身并不是权力的法理的来源，之所获得的权力是由人民的授予。只有按照政府职能、领导职位、和政府职责在个别分类的基础之上由国家权力机关勘定其范围和做出法律的规定，才能真正实现权力运行的规范化、透明化和制度化。

　　但是，推进法治道路并不平坦。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立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治文化的起源更多在西方，中国缺少法治文化，中国对法治文化需要学习借鉴却又不能照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就说明文化在法治设计中的重要性已经被已经充分认识到。王立民表示，法治文化更需要大力的宣传，尤其是复合媒体形式的宣传。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之间具有重要的辩证关系，对国家治理和法治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理论探讨，而更应在指数化的实证研究上有所推动。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高奇琦提出，作为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指数”，已经在国外学界广泛运用。国家清廉指数、自由度指数、世界治理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和世界法治指数是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指数，这些指数为西方治理理论的扩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高奇琦认为，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开发自己的指数工具，创立新的解析数据的逻辑体系，就能为建构本土理论提供依据，突破西方的政治话语霸权。从国内来看，国家治理指数指标体系可以准确测量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和程度，对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做出客观的评价，发现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而为对策分析提供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指数对于中国国家治理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法治，根本方向就是建设法治中国。王邦佐表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全面推进的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实现法的统治。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不仅要重视法律的权威性，还要关注法律本身内涵和治理的正义性。

　　此次会议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市政治学会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承办，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2015年）学术年会学科专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