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夏斌

　　近年来，外卖小哥、专车司机等新型“打零工”现象日益普遍。从全职工作走向兼职分时工作，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风险的转嫁？在人工智能“抢饭碗”和延迟退休的可能“夹击”下，我们该如何应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研究员王贵勤、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杨燕华、互联网和共享经济观察员唐亚汇，就相关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新零工”更多自由还是更大风险

　　解放周一：“在北京、上海，年入百万只算刚刚脱贫”“30岁年薪20万元很失败”……近来，形形色色的收入标准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当“金钱万能论”大行其道之时，劳动价值论是不是要退居二线了？

　　唐亚汇：这样浮夸的财富标准，显然是只顾眼前而忽视长远的表现。我有两个同学，一位研究生毕业后在读博和创业企业的高薪中选择了后者，不料企业后来陷入创始人与投资人的扯皮纠纷中，她无奈选择离开，现在又回来读博士；另一位出国进修物理学博士，毕业后在深圳大学40万元年薪和东南大学25万元年薪中选择了后者，他的解释是深圳的环境相对浮躁，不利于从事理论方面的研究。

　　这两个故事只是个案，我也无意评判哪个更好。但当年轻人面临选择的时候，不应该只是看金钱的多少，还要想想数字背后所代表的真实劳动价值，应该把个人价值提升作为真正的“财富”。

　　杨燕华：当今社会的劳动内涵和劳动形式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依然值得肯定和颂扬。劳动始终是创造社会财富、实现个人能力的唯一前提和现实基础。

　　解放周一：怎么看个别行业的高收入现象？何云峰：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分工，只要分工本身具有合理性，其收入高低符合法律规定，就应该予以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价值，并不是给平均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当然，有些高收入是分工不合理造成的，或者属于“灰色”乃至“黑色”地带，那就需要加强调节和规范力度。

　　杨燕华：合法的高收入现象无可厚非，但也不应该过分渲染。特别是，要避免把财富和金钱视为衡量成功与否乃至一切事物的根本价值尺度，更不要把金钱看成幸福的首要构成。

　　解放周一：近年来，借助于各大网络平台，各式各样的“打零工”不断兴起。有人说，这是人力资源市场的“分享经济”。但也有人担心，从全职走向兼职，是一种风险的转嫁。

　　杨燕华：这种“新零工经济”现象，确实值得关注。它伴随“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不仅创造新业态、化解过剩产能，而且带动了一大批新型就业。“新零工经济”的核心在于每个人都能分享自己空闲的资源、特长并实现个体价值。同时，一些企业选择这种弹性用工方式，也能适当节约运营成本。可以预计，原有的“企业——员工”雇佣模式有逐渐向“平台——个人”模式转变的迹象。

　　唐亚汇：一方面，不少高端人才主动拥抱“灵活用工”。因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给了他们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另一方面，更多的人也在被动地成为“灵活用工者”。对于无法提供差异化技能服务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面临兼职者对工作机会和收入的挤压。如何让这部分人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应当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

　　解放周一：快递小哥、专车司机与网络平台的关系，到底该如何界定？

　　王贵勤：他们之间的协议往往表现为合作关系，但实质上应该依照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来确定性质。如果协议符合劳动关系的几个要素：人员管理、工作管理、报酬管理，则构成劳动关系，其合法权益应当适用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

　　唐亚汇：我认为，不能单单从现有法律层面来解读这一关系，而要用一种动态演化的视角，将其视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关系改变。

　　当务之急是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一是适应“灵活用工”的特点，制订更具灵活性的社保缴纳和收益方式，如考虑改变按月缴纳社保的方式，形成按工作日乃至按工作量缴纳社保的方式；二是加强公益性质的社会化培训和教育，让更多的人能够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拥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