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

　　中国公共考古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考古以普及考古知识为主，考古学者撰写科普读物、传播考古知识，并提出考古学不能孤芳自赏，应该向其他学科开放；进入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的大众化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新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与大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等会议的召开，考古学界初步达成“全面结束孤芳自赏、建立公共考古学”的共识。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历史人与现代人，这中间是连续贯通的。几代考古人，守了近百年的寂寞，收获了近百年的自我陶醉，却禁锢在象牙塔中。考古人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前往古代探访信息的使者，使者要有自己的担当，要为现代与未来社会服务。将考古明确了的古代信息反哺社会，是公共考古的宗旨之所在。

　　贺云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考古学在发现民族文化传统、接续历史文脉、揭示文化多样性、倡导文化交融方面有重要理论科学价值，“公共考古”可为这种理论及成果的普及与传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可以打破考古学界与社会各界的“界隔”，实现考古学更加宽泛的社会职能；建立科学的考古学的主流舆论，消除社会成员对考古学的“神秘性”和“污名化”，防止违背考古学事实和科学常识的恶意炒作；推动整个社会对包括“考古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陈 淳（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考古学是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来重建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人类从哪里来的过程。对公众而言，考古学是象牙塔中的学问。欧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意识到这个问题，逐渐形成公共考古学，即动用所有社会力量，包括政府立法，让公众能参与考古工作，提高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来。

　　资料链接

　　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多称为“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简单地讲，它主要研究考古研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古为今用”、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诸多方面。

　　有学者认为，早在1888年12月，美国人理查德·韦斯瑞尔和他的亲属查理·麦森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发现了弗德台地遗址，从而激发了公众对考古的兴趣，由此开启了大众对考古学的制度化支持。此后，发明考古学“探方发掘法”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始终强调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坚持认为考古学家有义务以“简明扼要、生气勃勃、直截了当的散文形式”向社会通报他们的工作和成果，以此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因为正是他们的金钱最终支撑了大多数的考古活动。同样，中国考古学家也有向社会公众阐释考古学知识、传播考古学成就的传统，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所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等曾积极倡导考古学要为社会公众服务，他的一篇考古学短论《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被选为1988年全国高考语文阅读题，使考古学成果第一次与千家万户相接触。近年来，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的全国许多专业考古机构都高度重视公众考古工作，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也能及时与社会分享。 （本报记者 李永杰/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