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揭晓的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入选。今年初，本报记者曾多次探营该考古现场，并独家深入宝鸡青铜博物院文物仓库，采访了正在对48件珍贵青铜器进行清理、测量、提取信息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丁岩和他的同事。

　　据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辛怡华介绍，2013年12月29日，考古人员从编号为M4的墓室的八座壁龛中共提取出了48件青铜器。2012年6月发掘的石鼓山M3墓葬共提取出包含了六鼎、六簋、六卣等在内的大件青铜礼器14种30件。2003年冬天，考古工作者在宝鸡眉县出土鼎、盘、盉、盂、壶、鬲、匜等27件大型青铜礼器，个个都有铭文，其中逨盘的铭文长达372字。

　　宝鸡是周文明的发祥地，自汉代以来，数万件青铜器从这里出土，数量之巨，精品之多，铭刻内容之重要，均居全国之首，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闻名于世。青铜器作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符号之一，为了探究青铜器与礼乐文明，追寻中华文化之源，聚焦回望“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记者采访了国内多位学者。

　　青铜器为将礼乐思想以制度化形态彰显提供了工具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认为，在整个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都是最珍贵的史料，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极有价值。从西周早期的实例可知道，铭文的内容常能反映那时的重大事件。以成王初年而言，传世文献《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 有不少青铜器的铭文可以作为佐证和补充。《尚书大传》又讲周公营成周，“然后敢作礼乐”，引《尚书·康浩》“四方民大和会”，可对照1948年河南洛阳发现的保卣“遘于四方会”。

　　李学勤认为，可能与周初“制礼作乐”有关的，是这时有若干异形青铜兵器出现。这类兵器最早为人所知是在1931年于浚县辛村出土，一共11件，形制大都特异，受到学者质疑。后来在北京昌平白浮、陕西径阳高家堡、甘肃灵台白草坡、河南洛阳林业学校等地点，陆续发掘到类似器物，怀疑得以祛除。这类兵器大多不切实用，是为礼仪特制的。有学者以之同《尚书·顾命》成王逝世康王继位典礼所用仪仗对比，是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异形兵器迄今只见于西周早期，后来便没有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阳认为，将礼乐思想以制度形态彰显不能不归结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这种制度化的理念为后世所本所依，其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诸种学说就失去了思考的依凭。周公将礼制仪式中用乐提升并以制度固定下来，确立了礼乐存在的意义，所谓“国之大事”与“国之小事”及多种礼制仪式类型均要用乐。国之大事为大祭祀，国之小事为小祭祀，加之嘉军宾凶诸种仪式场合为用，如此形成礼制用乐的体系化。

　　在中国，如果从贾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阶形态算起乐在中国至少有九千年。项阳认为，这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乐与礼制仪式相须且固定为用形成常式与风格，当依等级观念在使用过程中按用乐类型、乐器拥有数量和乐舞承载人数之多寡分出尊卑贵贱，也就成为“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即礼乐和俗乐。

　　青铜器日用化与封建社会礼教体系化几乎同步

　　周王朝向来注重礼法，制定了严格的《周礼》，而青铜器的使用，在“周礼”中也有严格的规范。随着青铜工艺的进步，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愈发紧密。

　　“在西周时代，簋也是重要的礼器之一，与西周礼器的核心铜鼎配合使用，相当于现代的饭碗，在祭祀和宴会场合，簋和鼎的多寡与组合形式显示着古人的不同地位和身份。”在宝鸡青铜博物院仓库，面对刚刚出土的一堆形体巨大、图案精美的鼎、簋等青铜礼器，辛怡华如是说。

　　李学勤表示，东迁之后，周王室依附于晋、郑等诸侯国，已经失去控制的力量，这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伴随诸侯国地位的加强而来的青铜器的地区化。西周青铜器始终以王朝器为主，进入东周，王朝器几乎不见，代之兴起的是各诸侯的器物，各具特色。如在周室东迁后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有学者认为属于文公及未即位的静公）所出青铜器，其形制、纹饰许多方自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如器物的花纹多见一种纠结的勾连纹,一越晚越趋细密，文字风格的特点尤为显著，成为后世篆书的滥觞。

　　李学勤认为，从春秋中期的后段，即公元前六世纪，青铜器新变化的端倪出现，从功能上看，尽管礼乐继续存在，不属于庙堂之上的生活实用器物显著增多，质量也一样精美。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之间，即出现了青铜器演变的第二个高峰。先秦青铜器与秦汉青铜器之间，也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最突出的是后者已基本脱离了商周那种礼制，越来越日用化了。社会普遍使用的器物，在秦代已经突出的日用化倾向仍在发展，至西汉中期便成为古铜器的主流。

　　在礼乐制度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闻认为，秦汉时期就国家祭祀层面看，基本上是一种巫风浓厚的神祠宗教，国家努力的方向是整合先秦时期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祭祀系统，以适应大一统帝国对于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到西汉中后期儒学兴盛之后，国家祭祀体系逐步走向礼制化和儒家化。

　　商周青铜器族徽种类表明宝鸡文化地位独特

　　在研究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时，学界注意到：在一些地区的青铜器上出现了很多不同形状的族徽文字。吉林大学何景成博士的学位论文《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曾对殷墟、洛阳地区、丰镐地区以及陕西扶风、岐山、凤翔等地出土的族徽文字做过统计。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懋镕注意到有关统计未涉及宝鸡，他在进行严格统计后发现，其实宝鸡出土的族徽种类仅次于殷墟，超过其他地区，宝鸡是除了殷墟之外族徽铜器种类最多、最集中的区域。

　　河南安阳（殷墟），陕西扶风、岐山、凤翔（周原）、长安（丰镐），洛阳（成周），都曾是商周王朝的都城，这些地方人口密集，交流频繁，经济繁荣，出土众多族徽铜器不足为奇，问题是宝鸡并非王都，为何出了这么多的族徽铜器？张懋镕认为，诚然有一部分族徽铜器可能是由于周人灭商之后从殷墟带过来的，但不能否认有相当一部分部族就住在宝鸡一带，这些铜器就是族与族之间交流的物证；或者一些部族虽然不在宝鸡，但其器物通过与宝鸡的部族的交流而留在宝鸡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宝鸡成为四冲之地，各个部（国）族频繁往来于此，北方草原文化、东方中原文化、南方巴蜀文化、西方氐羌文化在这里传播并融合。“或许正是这种多方位多层面的交流，使得宝鸡青铜器丰富多彩，精品迭出，而且产生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新品种、新样式，引领当时青铜文化的新潮流。”张懋镕表示，石鼓山也出土不少族徽铜器，有些族徽是第一次出现，说明宝鸡地区与其他地区或部族的交流比学界原先的估算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