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许多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原来的聚居地，进入陌生而又充满机会的城市。与汉族农民工相比，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在语言、文化、宗教、价值规范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群体，他们在城市认同中往往会遇到某些困境。从长远的发展态势来看，这种状态势必会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合，并给未来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因此，解决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困境是当前民族社会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族群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他们的族群认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如果各个民族之间能够相互尊重、相互欣赏，那么，民族关系就会和谐发展。反之，如果族群之间缺乏认同感，那么族群之间的误解就会加深。

　　2.文化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农村经历和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处在城乡文化、族群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中，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远甚于他们的父辈和同辈群体。一方面，他们渴望成为城市的一员，另一方面又遭遇“双重文化”体系带给他们的困境，成为城市“边缘人”。

　　3.社区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由于没有能力和条件购买住房，只能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同时，即使是居住在同一社区内的城市少数民族群体在各个方面也不尽相同，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与日俱增，使得他们在短期内难以对城市社区产生认同感。

　　4.地位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地位认同逻辑。一般来说，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是乡土社会的精英，他们会把自己归类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上，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不再是城市社会的精英，处在城市较低的社会阶层上。不同的认同逻辑容易导致他们对自身地位的主观感知趋向模糊化。

　　要破解民族社会工作介入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困境，必须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1.注重采用综合性视角指导民族社会工作介入实践。民族社会工作的介入实践，在理论上主要有三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制度视角，主张推动国家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从而在制度上破解认同困境；第二种视角是文化视角，主张民族社会工作介入时首先要理解民族文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寻找民族社会工作的切入点；第三种视角是社会网络视角，主张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发挥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优势，构建嵌入式的民族社区。

　　总体看来，三种视角各有利弊。制度视角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过于强调结构的约束性，忽略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建构性；文化视角比较重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文化和城市文化的认同，但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却重视不足；网络视角强调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建构和主体实践性，但这种视角容易导致“被动式”建构，从而忽略了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因此，仅仅选择某一种理论视角来分析会显得比较片面，只有采取综合性的视角才能对民族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方面的指导。

　　2.注重提升城市文化适应力在民族社会工作介入实践中的作用。提高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积极性认同，不仅要注重物质生活能力的提升，还要注重文化适应力的提高。因此，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除了拥有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现代社会意识。只有其思想文化素质和职业能力获得全面提高，才能完全融入现代城市文明。

　　3.注重发挥宗教团体在民族社会工作介入实践中的作用。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汉族新生代农民工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宗教与族群认同、族群意识之间相互强化；二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这种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表现出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三是宗教教义中的“劝人向善”思想与各民族之间团结、繁荣和发展的思想是契合的。因此，民族社会工作在介入时，要更加注重发挥宗教协会的功能和作用。

　　4.注重多种社会工作方法在民族社会工作介入实践中的作用。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之后，他们熟悉的生活场景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复杂而陌生的社区环境，使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对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社区产生认同感。作为社会工作三大主要方法之一的社区工作方法能给传统民族工作带来新的思路，通过社区工作方法产生助人自助的理念，培养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意识；同时，还应该根据不同的认同困境，采取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等方法，推动民族社会工作朝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18BRK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