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藏学是一个学科群，属于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包含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内容。长期以来，中国的藏学研究经过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但它跨越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畛域，早已走向了世界，成为国际显学之一。国外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研究除了汉学之外，藏学是最为重要的板块。在西方学术界，很多学者把藏学看成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许多汉学家（如伯希和、劳费尔等），也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不仅担负着传承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为西藏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也担负着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重任。围绕中外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报连续刊发系列文章，通过中外藏学研究之比较分析、中外藏学研究之交流互鉴，以历史问题研究推进现实问题研究、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藏学基础理论研究。

　　日本大谷大学的西藏文献研究

　　杨晓华

　　大谷大学是日本藏学研究的重阵，有着多年的藏学研究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谷大学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进行了藏文文献的电子化、数据化建设，并制作了网页，通过互联网不断向世界发布藏文文献及其研究成果，提高了藏文文献在数字化的现代社会中的利用效率。可以说大谷大学的藏学研究，走在了学术公开化和公益化的前沿。

　　日本是较早关注西藏的国家之一，其藏学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建于1665年的大谷大学是日本藏学研究重阵，有着多年的藏学研究传统。它的前身是东本愿寺的修行所，1901年，随着学制改革逐渐演变为一所私立现代大学。1980年，大谷大学下设“真宗综合研究所”，其中一部分研究者从事西藏文献研究，形成了稳定的藏学研究团队。

　　大谷大学西藏文献研究的基础，是能海宽（1868—1901）、寺本婉雅（1872—1940）等求法僧人从中国收集和带回的大量藏文文献。这些庞大的藏文典籍，成为大谷大学的珍贵收藏。日本学者将其分为《大藏经》文献和藏族人自己著述的藏外文献两种。《大藏经》文献有完整的北京版《大藏经》、不完整的那塘版《大藏经》。而藏外文献则内容庞杂，涉及显密佛典和藏族的语言、历史、天文学、医学等多方面，数量达4000件以上，除了木刻本，还有许多手写本，其中有不少孤本存在。

　　大谷大学的藏学研究者们，对这些藏文文献的学术性整理研究，拉开了大谷大学藏学研究的帷幕。他们以本校丰厚的藏文文献为研究基础，展开了持久的、有序推进的研究工作。大谷大学在《大藏经》文献整理研究、藏外文献的整理研究、藏文文献的电子化和数据库建设等三个方面，业绩突出，着实推进了日本藏学的发展，并扩大了日本藏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大藏经》文献研究

　　藏文《大藏经》是东方文明的瑰宝。大谷大学不仅以珍贵的藏文《大藏经》的收藏闻名于国际藏学界，更在藏文《大藏经》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0—1932年间，寺本婉雅、樱部文镜等大谷大学的藏学家们编辑出版了《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勘同目录》。1965年至1997年间，分册出版完成了《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丹珠尔勘同目录》。1955年至1961年，在山口益主持下，铃木学术财团影印出版了大谷大学所藏的北京版《大藏经》。这在日本藏学和国际藏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藏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大谷大学的研究者还完成了《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索引》（1985）及其日文翻译等研究工作，倍受国内外藏学研究者的关注。

　　总之，大谷大学藏学研究者围绕着《大藏经》开展的目录整理、制作索引、勘同研究、日文翻译、修订研究、《大藏经目录》合册再版等研究，长达70多年。所取得的业绩和影响是日本其他藏学研究机构无法比拟的。这些研究成果，至今都是《大藏经》研究者们的重要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