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是俄罗斯东方学最古老的分支学科之一，历史悠久。俄罗斯藏学萌芽可追溯至17世纪60年代。当时靠近中国西北边境的西伯利亚城市托博尔斯克的军政长官彼特·伊万诺维奇·戈杜诺夫曾于1668—1669年间组织过藏语教学。18世纪20年代，在位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卜赖寺（因17世纪末由和硕特首领阿卜赖修建而得名）中发现了藏文抄本。当时在欧洲几乎无人懂藏语。1735年，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历史学家米勒（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1705—1783）深入到色楞格斯克布里亚特人中间，结识了绰那寺的藏族学者、布里亚特第一位宗教领袖阿旺·彭措，后者将抄本的第一页开头部分翻译成蒙古语，并标注了发音。米勒将阿旺·彭措的译文交给俄国外交委员会译员彼得·斯米尔诺夫翻译成俄文并注音后，又据俄文译本将其翻译成拉丁文，并于1747年与藏文原稿一同发表，文章题名为《西伯利亚藏文抄本释读》（De scriptis tanguticis in Sibiria repertis commentatio）。米勒还在文中详细描绘了阿卜赖寺的遗迹，将那里的佛像公之于世。这是俄罗斯解读藏文资料的第一次尝试。自此藏文抄本发现之后，俄罗斯便开始了迄今已近300年的藏学研究。

　　据最新研究，俄罗斯收藏的最古老的藏文文献是1773年由东方学家、民族学家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1741—1811）从布里亚特获取的一封信函，今藏于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中亚旅行家叶夫列莫夫于1774—1782年经喀什、喀喇昆仑来到拉达克，在其所著《漫游和奇遇》（1786）一书中专设“西藏”一节，生动地叙述了藏人的语言、风俗以及饮食起居等。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早的对西藏的直接报道。

　　许多俄罗斯早期藏学家都为德裔俄国人，其中代表人物是伊耶里格（ 1747—1795）和施密特（I. J. Schmidt，1779—1847）。伊耶里格出生于德国，1769年起定居于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的德国人社区。他掌握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和藏语，最初任帕拉斯的助手，后来在圣彼得堡科学院供职。伊耶里格早在1792年就撰写了欧洲首部《藏文文法》（德文），此书手稿以及他的其他著述至今保存在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施密特出生于阿姆斯特丹，1798年移居俄国与卡尔梅克人做生意，他曾在三年里先后学会了卡尔梅克语、蒙古语和藏语。施密特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藏语方面，他是最早研究藏文基字与前加、上加字之间关系的欧洲人。他于1839年同时出版了《藏语语法》的俄文版和德文版。此后出版的《藏德词典》（1841）和《藏俄字典》（1843）参考了最重要的藏文文献，并运用了具有卡尔梅克文和蒙古文译本的藏文典籍，至今仍是俄国藏学研究必备的工具书。施密特的藏语语法著作和所编两部词典为俄国藏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847年，施密特与奥托·冯·波特林克（Otto ，1815—1904）合编并出版了木刻版《甘珠尔》目录索引。此外，他还发表过多篇关于西藏语言和宗教的文章，并翻译过藏文《因缘贤愚经》。

　　根据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俄国东正教会有权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俄东正教北京传道团受沙皇和东正教事务委员会领导和授意，根据俄外交部、商务部、东西伯利亚总督和帝俄科学院的指令，身兼外交、经济和文化多重职能，集使馆、学馆、商馆功能于一身，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汉文、蒙文、藏文书籍，另一方面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于是，传教士中涌现出了许多俄罗斯早期的中国问题专家。其中，俄国汉学奠基人、俄国19世纪上半期的藏学和蒙古学权威比丘林（Nikita Ya. Buchurin，1777—1853）于1828年翻译了《卫藏图识》，俄译本名为《西藏志》。翌年，克拉普罗特（J. Klaproth，1783—1835）将此书译成法语并加了注释出版。1833年，比丘林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根据《廿三史》和《资治通鉴纲目》等相关史料撰写的2卷本《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公元1227）》，该书第一卷叙述藏族人的起源及其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和战争，第二卷介绍唐古忒人、契丹人、汉人及其历史渊源。此书比《西藏志》更具影响。

　　19世纪上半叶，经过施密特、比丘林等人的不懈努力，俄罗斯藏学能与欧洲英法德等国藏学媲美，并为该学科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约一个世纪里，俄国相继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将藏学持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19世纪下半叶，俄国藏学代表人物有瓦西里耶夫（Vasily P. Vasilyev，1818—1900，又称 “王西里”或“瓦习礼”）、卡法罗夫（1817—1878，又称“巴拉第”）和希弗涅尔（Frantz Anton Schiefner，1817—1879，又称“席夫内尔”）等。其中，瓦西里耶夫是继比丘林之后俄国第二位著名的中国通。他于1839年毕业于喀山大学，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蒙古语文硕士。因为该校计划创办藏语教研室，所以决定派他赴中国学习，以备将来主持藏语教研室工作。1840年，瓦西里耶夫作为借调人员随第12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来到中国，在北京居住了10年，出色地掌握了汉语、满语、蒙古语、梵文、藏语、突厥语等。他于1850年回到喀山大学任教，带回包括藏文文献在内的许多珍贵典籍。1853年，瓦西里耶夫开始为喀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汉、满、藏文书籍编目。1855年，因喀山大学东方语专业并到圣彼得堡大学，他随即奉调前往彼得堡工作，直到1900年去世。瓦西里耶夫或许是俄国第一位精通藏语的著名藏学家，他翻译出版了多罗那达的《印度佛教史》（1869）和敏珠尔呼图克图的《西藏地理》（1895），并依据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编译了《西藏佛教史》。

　　俄国德裔学者希弗涅尔通过自学熟练地掌握了藏文，著有《藏语研究》（1851）、《梵—藏—蒙佛学辞典》（1859）。他还翻译了藏文的《印度佛教史》（1869）以及《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1882）。《十万龙经》是吐蕃赞普令人从象雄语中转译过来的苯教要籍，希弗涅尔的《苯教经典〈十万龙经〉》（1881）是国外较早研究苯教经典的论文。

　　事实上，上述人物均未到过西藏，直到19世纪末，才有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y M. Przhevalsky，1839—1888）、罗博罗夫斯基（V.A. Roborovsky， 1856—1910）、佩夫佐夫（Mikhail V. Pevtsov， 1843—1902）等俄罗斯探险家先后入藏探险。其中，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9年成为首位入藏的俄国人，但他在离拉萨160英里的地方遭当地人反对无功而返。普尔热瓦尔斯基在1892—1896年先后出版的3卷本《西藏探险集》中记载了他的“探险队”在1889—1890年间的考察成果。罗博罗夫斯基曾以动植物学家的身份多次入藏考察，并带回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及自然人文资料。

　　20世纪初，科茲洛夫（P.K. Kozlov,1863—1935）、崔比科夫（Gombojab Tsybikov，1873—1930）、巴拉津（Bazar Baradiyn，1878—1939）、奥登堡（Sergey Oldenburg，1863—1934）和谢尔巴茨基（Theodor I. Stcherbatsky，1866—1942）等俄罗斯东方学家纷纷旅藏考察，他们对俄国藏学均有所贡献。其中，科兹洛夫更是多次入藏，著有《蒙古与康》（1907）、《蒙古与安多》（1923）、《蒙古与西藏》（1913）、《西藏与达赖喇嘛》（1920）等。

　　崔比科夫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由于他是布里亚特人，便于乔装成朝圣徒，故被俄国地理学会及亚洲博物馆选派到西藏，搜集西藏的地理、历史和民俗学材料。1899年11月25日，崔比科夫从库伦出发，于1900年8月3日来到拉萨，并在这里停留到1901年9月10日。这期间曾跟一批香客一起受到达赖喇嘛接见。而后他遍访拉萨、日喀则等西藏主要城市和大昭寺、甘丹寺、色拉寺、札什伦布寺以及拉卜楞寺等主要寺庙，直到1902年5月2日才返回恰克图。崔比科夫不但在拉萨和旅途中拍摄了大量照片，而且收集到了有关西藏历史、地理、民族学的许多书籍和佛教经籍，共计333卷藏文刻本。1902年，他受时任院长波兹涅耶夫（Aleksei M. Pozdneev, 1851—1920，汉籍又称“璞志”）的邀请赴海参崴东方学院教授蒙古语，并于1914年正式建立了藏语教研室，实现了瓦西里耶夫的遗愿。崔比科夫的代表作是《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书中描绘了西藏农奴的悲惨生活，其研究成果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1981年苏联出版了两卷本的《崔比科夫选集》，收录了他的主要藏学著作。

　　1906—1907年间，俄罗斯科学院派布里亚特学者巴拉津到库伦，随十三世达赖喇嘛回拉萨，当他得知拉卜楞寺的存在后，在那里待了8个月。他的日记《拉卜楞寺游记》（1908）对拉卜楞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记录了僧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介绍了西藏的文学、佛教哲学以及西藏教育体制。在旅行期间，巴拉津还翻译了一部藏学经典，俄文书名为《拉卜楞寺金殿弥勒菩萨像》（载《佛学文库》（Bibliotheca Buddhica），第22卷）。回国时，巴拉津为亚洲博物馆从拉卜楞寺带回约200卷安多僧人的文集。

　　奥登堡在藏学研究方面也有突出贡献。1897年，他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创办了《佛学文库》。在所出版的32卷中，共有14卷为藏传佛教内容，其中既有藏文经典，也包含了许多有关佛教在西藏流传历史的材料。奥登堡还带领学者按照藏文字母顺序编制了佛像目录。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他两度率团赴中国西部考察。在敦煌掠得大量藏文抄本，但由于不久以后爆发了十月革命，他没能来得及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

　　谢尔巴茨基生于波兰，188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曾在奥地利、德国和印度深造。1897年起与奥登堡编辑《佛学文库》，1901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1910年被选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1918年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终生致力于梵藏佛典的刊布、研究和注释工作，并广泛地利用藏文典籍进行佛学研究。谢尔巴茨基擅长梵藏佛教文献的比较语文学研究，主要佛学著述有《佛教中心概念和“达磨”词义》（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harma）（1923）、《佛教涅槃概念》（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ana）（1927）、《佛教因明》（二卷，1903—1909）、梵文《辩中边论》（Buddhist Logic）（1930—1932）英译本。此外，他还校刊了《阿毗达磨俱舍论》《集量论》等佛典。谢尔巴茨基以其独具特色的研究缔造了苏联新藏学学派，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20世纪20年代，谢尔巴茨基在圣彼得堡大学开设藏文课，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佛学和藏学人才，比如E. Obermiller、 M. Tubyansky、 A. Vostrikov、 B. Semichov等。

　　十月革命以后，由于时局和宗教政策的变化，俄国藏学研究受到重挫，地方研究中心纷纷消失。由于得不到官方的任何支持，海参崴研究机构关门，喀山的宗教研究机构也无声无息地关张了。彼时，几乎所有的俄国藏学学者都集中在列宁格勒，他们在那里成功发展了约20年，但在1937—1938年间，由于与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之间完全无法联系，俄罗斯的古典藏文研究中断了。许多学者要么遭到打压，要么纷纷改行。20世纪50年代，俄国藏学有所复苏，但收效甚微。当时，除了列宁格勒之外，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和莫斯科成为藏学研究中心。在苏联时期，俄国藏学研究虽屡屡受挫，但始终觊觎中国西部边疆，连续派出探险队：1921—1922年苏联组织的第一次拉萨探险队，由苏联卡尔梅克军人Vasily A. Khomutnikov（1891—1945）领队；1924—1925年第二次拉萨探险队，由苏联外交官Sergei S. Borisov （1889—1937）领队；1923—1928年中亚探险队先后探查过锡金、克什米尔、拉达克、新疆、俄罗斯、蒙古和藏北，由尼古拉·罗列赫领队，他的妻子和儿子乔治·罗列赫（著名藏学家）也是成员。

　　1990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藏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在圣彼得堡、布里亚特坚持从事藏学研究，比如巴扎罗夫、佐林等。但是，由于经济衰退、国力削减，要从总体上追寻昔日的光芒还是遥遥无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14ZDB1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