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西藏都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文化特征和迷人的异域风情深深地吸引着西方人。“约翰长老”“淘金蚂蚁”“食人部落”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以及中世纪一些东方游记中的精彩描述也不断激发着他们对西藏的向往之情和探险欲望。如果说16世纪以前，发现东方、发现西藏只是西方人向往的一个狂热梦想，那么大航海时代后，西方的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外交使节等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将中国的文化、物品带回欧洲，则直接促成了欧洲“中国热”的兴起，其中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游记和著述，更是为19世纪西方汉学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养料。从这一时期起，欧洲开始全面地研究中国，其目光也投向了中国的西藏地区。17世纪初，在西方掀起对华传教第三次高潮的背景下，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ónio de Andrade）第一个进入西藏地区传教，此后，欧洲传教士分批陆续进入青藏高原进行传教活动。他们根据亲身经历对藏族地区的历史、宗教、民俗等各方面进行的介绍，构成了西方藏学研究最早的资料。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汉学的蓬勃发展，藏学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杜·乔玛的《藏英词典》《藏文文法》《梵藏英佛教词汇》等藏学研究著述相继出版，奠定了西方藏学研究的基础，被视为西方藏学的发端。

　　法国关于西藏地区最早的记载，见于13世纪法国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所著的《东行记》。他在给国王的报告中，简略地提到过西藏和西藏人，但他本人并未深入西藏地区游历。法国与西藏的真正接触始于19世纪，虽然在时间上落后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但得益于其古老的东方学研究传统而后来居上。1842年，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开设了藏文教席，由菲利普-爱德华·福科（Philippe-édouard Foucaux）任教。这是法国，也是整个西方最早设立的藏文课。藏文课的设立为早期法国和藏族文化的交流以及后来法国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法国藏学界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使法国在欧洲甚至在整个世界的藏学研究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纵观法国藏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其早期藏学研究不但与汉学、印度学、佛教研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法国当时利用传教实现其在华政治、外交、经济利益的对华政策紧密相关。因此，法国早期藏学研究的主力来自两个方面：法国东方学家和传教士。

　　法国东方学家与法国早期藏学研究

　　法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西方藏学研究的执牛耳者，与其古老的东方学研究是分不开的。藏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很早就受到了法国东方学家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印度学家和佛学家，其中对法国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要数福科，他可以看作是法国藏学的开创者。

　　1811年9月15日，福科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昂热，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对古典语言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表现出超强的语言天赋。27岁时，福科北上巴黎，师从欧仁·比尔努夫（Eugène Burnouf）学习梵文，走上了东方学研究的道路。比尔努夫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东方学家、梵文专家，是法国现代佛学的开创者，也是法国最早关注藏文及藏传佛教的学者之一。正是在他的建议下，福科开始自学藏文并成功地掌握了古典藏文。1842年，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开设了藏文课，由福科任教，他成为法国乃至西方第一位藏文教师。尽管在当时藏文课只是一门临时课程，后来还曾一度被取消，但福科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始终没有放弃他所热爱的藏语文，即使在课程被取消，没有任何津贴补助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免费授课。1857年底，福科进入法兰西学院执教梵文课，并于186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梵文语言文学教授。1864年，他辞去了东方语言学院藏文课的教席，将其交给了他的学生亨利-列昂·费尔（Henri-Léon Feer）。

　　在教授藏文课的同时，福科还一直从事着藏学研究和佛教研究。184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藏学研究著作，内容是《普曜经》第七章关于释迦牟尼出生的一部分藏法对照本及注释。虽然这本书只是一本60页的小册子，但它是法国出版的第一部藏文经文。1842年，他又出版了附有前言和词汇表的《贤愚经》，并将其作为藏文课的资料。1847—1848年，《普曜经》的藏文本和法译本先后刊行。福科用法文编写的《藏文文法》于1858年问世，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同年，他还出版了《金言集》的法文译本。此外，福科还发表了《佛教涅槃教义》（1864）、《西藏的佛教》（1864）等论著。

　　福科为后来法国藏学乃至东方学的发展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较为著名的有法国女藏学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东方学家亨利-列昂·费尔，印度学家、梵文专家西尔万·莱维（Sylvain Lévi）等。此外，后来分别进入西藏传教的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égis Huc）、秦噶哔（Joseph Gabet）、德告丹（Auguste Desgodins）等人也都曾跟随其学习藏文。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关于藏族地区的游记、报告等各种记述，是当时法国了解西藏及藏族文化的重要途径，而他们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对后期法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学研究

　　虽然福科一生致力于藏学等东方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被认为是法国藏学研究的开创者，但他本人却从未踏上过西藏的土地。最早进入西藏腹地的法国人是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及其长上秦噶哔。他们于1844年8月3日从热河黑水川出发前往西藏，途经蒙古、宁夏、甘肃和青海等地，历经18个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西藏首府拉萨。起初，他们在拉萨传教并建立了一座小教堂，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他们就被清朝驻藏大臣琦善奉命驱逐出境。虽然没能留在西藏，古伯察还是根据其细致敏锐的观察将他这次横穿中华帝国的旅行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部传世名著《鞑靼西藏旅行记》，该书于1850年在巴黎出版，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先后被译成多种文本，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中对西藏地区的地理、文化、宗教、生活等各方面都作了详细记述，为法国早期的藏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古伯察还于1857年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中原、鞑靼和西藏的基督教》一书，书中介绍了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历史。此外，古伯察和秦噶哔还发表了不少关于藏族文化的论著，较为著名的有《佛教祈祷语唵嘛呢叭咪吽》《呈奏圣父教皇庇护九世的〈中国传教区现状一瞥〉》等。这些论著虽然出自传教士之手，却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和认可。

　　继古伯察之后，另一位在法国早期藏学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传教士是德告丹。他曾跟随福科学习藏文，立志到西藏传教并成为一名藏学家。他于1854年7月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并于一年后被派往印度以期从印度方向进入西藏地区传教。1857年11月，经历重重困难，德告丹和同伴路易·贝尔纳（Louis Bernard）神父到达了拉达克后，贝尔纳因病退出，德告丹孤身上路前往中国。然而，德告丹在四川遭到逮捕并被遣往广州，1860年2月他辗转到达了外方传教会香港办事处，随即再次出发前往西藏。他和罗勒拿（Charles Renou）等一行人在到达昌都的拉贡后，因事不得不止步并返回崩卡（1855年罗勒拿和肖法日神父在崩卡建立了西藏传教会的第一个传教点）。1863年起，反天主教运动逐渐展开，崩卡传教点遭到袭击和破坏，罗勒拿也在运动中被杀害。1865年秋，德告丹和毕耶（Felix Biet）神父不得不撤离西藏，他们带领信徒们来到了根拉村并驻扎下来，几个月后，德告丹在盐井买了几块土地，修建了住宅和礼拜堂，开始了他们的传教事业，盐井传教点就此建立起来。然而，传教活动并非一帆风顺，1873年，传教士们再次被驱逐，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逃亡后，他们又回到了盐井继续传教。1880年，毕耶神父派德告丹重返印度，试图在西藏边界地区建立传教点，希冀在合适的时机更好地深入西藏腹地。于是，德告丹再次启程，在加尔各答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他到达了大吉岭，随后又在锡金、不丹和印度北部的阿萨姆等地进行探索。1883年，他到达大吉岭传教区中心巴东，随后一直在此传教直至去世。

　　传教期间，德告丹给家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巴黎地理学会等写了大量的书信，信中从地理、人口、民族、宗教、行政、语言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对藏族地区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中许多书信被刊登在《巴黎地理学会会刊》《远东年鉴》《政治与文学杂志》《宗教杂志》《天主教传教会》等刊物上。此外，德告丹还出版了一些有关西藏的著作，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西藏传教会（1855—1870）》（1872年由其兄夏尔·德告丹（Charles H. Desgodins）在其书信基础上整理编辑出版）、《藏语口语语法——附字母及发音》（1899）以及他与其他西藏传教士合编的《藏文—拉丁文—法文词典》。德告丹长期生活在西藏及喜马拉雅地区，对西藏及藏族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关于西藏及藏族文化等方面的论述，相较其前辈古伯察等，显然更加详细，许多方面更是首次被论及。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国东方学家和传教士在法国早期藏学研究起步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所进行的藏学研究——东方学家从文本角度的研究和传教士根据自身经历和见闻的研究——构成了之后法国藏学发展的基石。正是在这些研究和参考资料的基础上，法国才逐渐展开了现代意义上的藏学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整个世界的藏学研究中名列前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14ZDB1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