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因各种原因被流放边疆地区的官员数量庞大。清初，犯罪的官员大多被流放至辽东的尚阳堡、铁岭、宁古塔一带。乾隆年间，清廷相继平定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进一步统一了新疆地区。新疆社会逐步稳定，急需开发建设，因此，乾隆以后的清代遣员大多被流放新疆。《清史稿》卷一四三载：“若文武职官犯徒以上，轻则军台效力，重则新疆当差，成案相沿，遂为定例。”清代新疆流人大多被发遣到乌鲁木齐、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处效力赎罪，遍布天山南北，但是流放诗人却主要集中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两地。据和宁《三州辑略》卷六记载：“惟内地大小文武官员落职后，奉旨谪遣新疆，俾効力自赎……今乌鲁木齐自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二年，册载三百八十余员。”洪亮吉《天山客话》也说当时被流放伊犁的官绅不下30人，“自巡抚以下至簿尉，亦无官不具，又可知伊犁迁客之多矣”。乾隆、嘉庆两朝，流放乌鲁木齐的诗人有纪昀、蒋业晋、曹麟开、邱德生、李銮宣、史善长等人，发往伊犁的诗人有徐步云、庄肇奎、杨廷理、洪亮吉、汪廷楷、祁韵士等人。道光、咸丰以后，许多正直的官员如林则徐、邓廷祯、张荫桓、裴景福等也被流放新疆。一百年间，诗人接踵而至，诗作前后辉映，形成了新疆地区的诗歌创作热潮。

　　清代西域流人被遣戍的原因各不相同，流放的地点也多有差异，流放过程中的命运结局也大相径庭，流放途中也有过悲观失望和痛苦郁闷，但是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曾经有着修齐治平的理想，因此他们依然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在他们的西域诗作中，充分表现了这些流人歌颂祖国统一、反对外敌入侵、批评朝政腐败、抒发报国热忱的深沉情感，在清代诗歌史乃至中国诗歌史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

　　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这是清朝历史上轰动朝野的大事，也是乾隆帝的“十大武功”之一。乾隆皇帝和朝野诗人都有诗作歌颂这个伟大的胜利。乾隆年间，被贬往乌鲁木齐的著名诗人曹麟开在其《新疆纪事诗》《塞上竹枝词》中详细记述了清廷平定西域的赫赫战功，歌颂了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表现了深沉的爱国情感。其《伊犁》诗中写道：“斫营廿五腾骁骑，执馘三千扫彗星。神策独筹排筑室，王师大顺迅犁庭。”该诗赞美了清军的英勇善战和乾隆君臣运筹帷幄、一举平定准噶尔的伟大功绩。《托和鼐》中写道：“两军回合声齐振，九伐重申胆已寒。间道衔枚擒颉利，大廷对簿缚楼兰。”诗中再次歌颂了清军平定大小和卓的胜利，抒发了诗人的爱国豪情。其《库车》《乌什》《阿克苏》《喀什噶尔》等诗则赞扬了清廷平定西域之后为南疆人民带来的和平安乐生活，也流露出作者对国家统一、边疆繁荣的无比欣喜之情。江苏诗人徐步云流放西域之后，曾写了《新疆纪胜诗》36首，大多记述新疆统一之后的繁荣兴盛，虽有歌功颂德、邀宠盼归之意，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新疆的社会状况。其《新疆纪胜诗》三十六写道：“并包六合总皇仁，处处春台作好春。玉塞外犹成乐土，况为生长太平民。”作者不但歌颂了乾隆皇帝的丰功伟业，也对清王朝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甚感自豪。

　　道咸以降，由于政治腐败，外敌入侵，战乱频仍，许多正直的官员含冤受屈，也被流放新疆，例如主张禁烟抗英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邓廷祯被流放伊犁，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的著名诗人张荫桓也被流放乌鲁木齐。他们在流放途中，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爱国诗篇，表现了他们反对侵略、抨击腐败、报效国家的爱国之情。林则徐在《赴戍登程》中曾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荫桓在《清明偕子侄乡人出郭展扫两广义冢，便道三官阁小憩，怅念故山，泫然有作》中也写道：“忧时倍触泷阡泪，去国惟期社稷安。”他们身在江湖，心系魏阙，始终关心国家大事。这正是清末西域爱国流人的真实写照。另外，林则徐在西戍途中经过兰州时，所作《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余于兰州藩廨之若已有园，次韵奉谢》诗云：“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闻道狼贪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白头合对天山雪，赤手谁摩岭海云？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诗中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战事的关切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他提醒朝廷不要被侵略者“狼贪今渐戢”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要提防敌人“蚕食”中国领土，进一步侵略我国的狼子野心。诗中也反映了作者远戍塞外、报国无门的悲凉心境。张荫桓到乌鲁木齐之后，始终没有忘怀国事，他在《久慨》诗中写道：“久慨藩篱决，微嫌动致师。海南飞警报，退传秉幡旗。蛮落难谋战，强邻更有词。沧溟若庭户，遗恨濬苏彝。”此诗不但对外敌入侵深表愤慨，也对清廷的丧权辱国极为不满，并认为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爱国情感。

　　许多流放官员为了获得朝廷的赦免和囿于传统的“忠君”思想，在流放生涯中大多歌功颂德，自怨自艾，很少对朝廷的政治腐败提出批评。但张荫桓在戊戌变法期间，目睹了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甚至残忍杀害维新志士，他也差点罹难，最后流放西域，激起了他的义愤之情。其《途阅〈邸报〉，李苾园尚书亦戍新疆，闻已首途》中曾写道：“月旦竟成新鬼录，清时安有党人碑？未罹对簿榆囹辱，只办轻装玉塞驰。”诗中对“戊戌六君子”含冤被杀，其他维新志士被流放异域甚为愤慨，也批判了慈禧太后等人的残忍昏聩，表达了对朝政黑暗的强烈不满，在西域流人诗中可谓独具品格。

　　清代西域流人的诗作，大多得之于万里投荒的艰难困苦之中，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尤其受到西北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观和西域多姿多彩的文化习俗影响之后，他们的诗歌创作有了质的飞跃，艺术风格也颇为多样，主要以悲壮苍凉的边塞诗为主。例如，袁枚评蒋业晋诗曾说：“出入塞草边风、金戈铁马间，宜其诗之感激豪宕、气吞五岳也。”潘瑛、高岑评洪亮吉“塞外诸诗，奇情异景，穷而益工。其雄健遒宕，在《秋笳集》之上。”林昌彝评林则徐诗也说：“风格高壮，音调凄清，读之令人唾壶击碎；然怨而不怒，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这些诗中所表现的歌颂祖国统一、反对外敌入侵、抨击政治黑暗、表现报国热忱的思想，是中国诗歌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值得后人钦敬和学习。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