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文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历程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受到学界长期关注。本版三篇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87）阶段性成果，分别讨论了陕甘宁文艺的“副文本”、作家与民间文艺、劳动书写等议题，体现出相关研究趋向精细化的演进方向，并展现出相应的理论与方法。

　　重视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副文本”整理与研究

　　王荣

　　在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除关注各文艺种类的总集、别集、丛书等书籍类型文献史料，陕甘宁边区编辑出版的文艺报刊和资料汇编、工具书及传记年谱等资料的“正文本”外，还应重视这些文献史料中与“正文本”相应存在的“副文本”的搜集整理，及其同“正文本”文献史料间关系的阐释研究。“副文本”如金宏宇在《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中所说，“参与文本构成和阐释，助成正文本的经典化，保存了大量文学史料，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所以，重视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副文本”的整理与研究，是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重要内容与任务。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副文本”的来源分布，主要指书籍类型史料的“序跋”“前言”“后记”“题词”“插图”和版式图案、署名注释等，以及附刊的相关插页广告等。所以，陕甘宁文艺的“副文本”也因此充分表现出了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副文体”的基本构成及其资料特征。

　　比如，1936年8月由毛泽东组织编写，时任军委总政宣传部长徐梦秋、丁玲、成仿吾主编，延安八路军总政宣传部于1942年11月以内部资料印刷发行的《红军长征记》，其上下两册中收入的百余篇由长征亲历者撰写的文字，以及附录的相关资料，不仅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重要文献资料，同时也是陕甘宁文艺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并且，从“副文本”文献史料的研究来看，其上册收入的署名为“总政宣传部”的《出版的话》和“编者”的《关于编辑的经过》，除说明“本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之外，同时强调这部“长征回忆录”“破世界纪录的伟大诗史”的意义价值，即“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因此，这两篇“序言”作为“副文本”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早期陕甘宁文艺运动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以及陕甘宁时期的报告文学及散文创作，包括毛泽东、徐梦秋、丁玲等人早期的文艺思想及活动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贵文献史料。

　　再比如，从抗战初期开始直到1949年前后，许多在解放区、国统区及香港等公开出版的文艺丛书、作品总集与别集，都非常重视插页图书广告的撰写与宣传配合。如1938—1939年间，由丁玲、吴奚如主编出版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和叶以群主编的“战地生活丛刊”，这两套大型陕甘宁文艺丛书在其撰写和各子目附刊的插页广告中，除及时提示读者丛书编辑出版的状况外，还特别撰写刊载一些宣传介绍丛书及其各子目主编、作者、作品概要等方面的“广告词”。比如，宣传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主编丁玲，“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女战士之一。自全面抗战爆发后，她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在山西等前线作坚苦的斗争。她们这种为国效劳的精神，实使我们感奋。本丛书的内容，就是她们在战地的各种工作、各种生活的映影。这里面有血有肉，可歌可诵”。“战地生活丛刊”是“在西线上参加抗战工作的作家们所撰述的报告文学或创作，随笔。是战地的实际工作的写实，是战地生活的忠实报告，是伟大时代的活文学，是枪杆和笔杆同举的，血和泪交织的文艺作品”。《八路军七将领》一书的“作者曾经领了救亡流动演剧第一队，于‘八一三’后从上海到山西，在八路军的总部和三师部的驻在地各村庄演了二十多天的救亡戏剧。在西线上，他们谒见了八路军的各将领，同他们谈过很多的话。本书的七将领——朱德，任弼时，林彪，彭德怀，彭雪枫，贺龙，萧克——特写即在那时写下来的”。《阳明堡的火战》一书中有，“八路军出征后，除平型关大捷外，要推阳明堡火袭敌军飞机场，最使国人兴奋。这次火袭的经过，外间多未详细知道，作者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副主任，正在前线，特将这故事加以忠勇的记述，给抗战史上留一件英勇的佳话”，等等。从而以这种图书插页广告的“副文本”方式，参与到这些集中描绘和塑造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新面貌的“正文本”内容构成及意义阐释之中。

　　不过，对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副文本”的整理与研究而言，在关注其文献史料“外形鉴别”层面的生成构成和来源分布同时，更应当重视其“内容鉴别”层面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旨，以及政治革命与斗争策略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因为，陕甘宁文艺运动及其创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自始至终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的文艺工作”及“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并承担着“文化战线”及“文化军队”推动文艺斗争的使命。所以，置身于“文武两个战线”之一的陕甘宁文艺运动，与党各个时期的政治策略及组织实施的文艺实践保持着持续性的历史联系。

　　例如，1939年12月，署名“齐礼编著”并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实录》（又名《边区实录（初集）》），不仅是毛泽东直接安排其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与秘书和培元共同编辑的一部图书，同时，毛泽东除专门具体指示周扬，强调本书“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外，还明确要求其“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因此，编者在《序言》中说明其编辑动机及目的是要针对社会外界对“陕甘宁边区”的质疑，正面宣传介绍边区的政治文化（包括文艺机构社团活动等），同时声明“本书的完全责任，都由编者个人完全负担，假如其中的解释或报导有错误或失实之处，希望读者指教，当再据实修正”。这一“副文本”文献史料对整理辨析“正文本”文献史料的来源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陕甘宁文艺运动及其创作活动的“群众化”与“大众化”，“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决定了其书刊版式与作品插图等“副文本”文献史料的构成分布。

　　例如，抒写“陕甘宁边区民间革命历史故事”的《王贵与李香香》，被誉为陕甘宁文艺创作成就中“民歌体”叙事诗歌的经典性作品。从1946年9月在延安《解放日报》第4版副刊连载后，随即相继被多地多家报刊转载与编辑出版，成为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及其版本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1948年12月由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出版的《王贵与李香香》单行本，封面采用均衡版式构图，左侧上方为大红色的大号手书体书名，下方是大红色的小号印刷体作者署名，右侧下方为大红色的出版社名称，版式的两者平行相对之中，一幅黑白色男女人物“挥手送别”的木刻插画占据了大半个封面。这部作品的封面设计以黑白冷暖的色彩对比、通俗易懂的直观性解说图画等“副文本”内容，突出并彰显了作品文本力图表现的“阶级革命与爱情婚姻”间血肉相连的主题思想，及其应发挥出的“工农兵文艺”的社会文化作用。

　　综上所述，对陕甘宁文艺“副文本”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不仅是整个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同时，系统性梳理与历史性阐释其与“正文本”文献史料的有机关系，对完整把握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的来源、作者、生成背景、编辑出版的年代、流传过程，及其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间的复杂联系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