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北革命史研究中心 赵斌

　　1919年，或许注定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巴黎和会的召开，人类似终于开始“全面”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人间惨祸的代价效应，希冀以国际谈判与和约的形式探索国家间政治实践的新路径。然而，列强媾和不仅未能逃离国际政治本质，而且一度开启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之“潘多拉魔盒”。不过也应看到，这种持续或潜在的国际冲突悲剧循环，也可能反向催生大众政治的觉醒，中国的五四运动即为明证，对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生态、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再建构，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讨论五四运动对中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及其国际反馈，无论如何绕不开微观政治行为体和单元的思考，即早期先进的学生、知识分子群体及其所处的地方政治环境。以陕西为例，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与其他省份似无太大差异，民不聊生，且由于交通不便，起初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入陕西。尽管逆境重重，通过报纸的发行、陕西学生自发组织、群众自主参与等方式，终于使得五四运动在陕西获得了较为积极的反馈。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在国外留学的陕西籍学生就已经开始尝试引介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在五四运动以后，借助陕西地方报纸等平台，才开始较为迅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史料梳理不难发现，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宣传全面兴起，主要表现为旅外求学的陕籍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上发挥了主体作用，地方报纸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从而得以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尝试推进陕西的革命斗争实践发展。

　　总体来看，五四运动中形成了一批陕西革命骨干和先进分子，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传入陕西，为此后陕西的革命斗争实践尽可能做好思想、组织与人员准备。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系统效应，在于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可能引发系统进程的连锁反应。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众政治的觉醒、人民群众主体的历史选择、先进分子的主动实践等要素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