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理学濂、关、洛、闽四大学派中，关学不仅最早形成学派（就其讲学规模而言），而且也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派，并因为其独特的地方特色而颇受关注。比如程颢就赞叹说：“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程颐也对张载“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赞叹说：“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所以，当朱子在面对北宋五子不同的为学进路时，也有“横渠用工最亲切，直是可畏”的感慨。所有这些赞叹、感慨，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这就是张载及其关学的“以礼为教”。

　　所谓“以礼为教”就是张载关学的一种入手功夫，比如张载弟子吕大临记载说：“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而在北宋五子中，张载也是唯一一个把“礼”作为入门功课的理学家。这一点当然首先应当归功于汉唐儒学在关中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但更要归功于张载本人对于《六经》《论》《孟》的深入解读；而在《经学理窟》中，张载也是沿着“礼”的思路来解读孔子之仁、孟子之性以及儒家的下学上达之道的。此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又在于张载对“礼”之本质在反复叩问、咀嚼基础上的深入发掘。比如在他看来，“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再如，“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再比如，“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盖礼之源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包括所谓“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但非时中者皆是也”。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张载的“以礼为教”，其实也就是通过礼教来培养儒家的君子人格与道德实践精神。

　　在林乐昌先生辑佚的《张子全书·礼记说》中，更有许多张载关于“礼”的讨论，其中大到关于“礼”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小到儒家君子何以“抱孙不抱子”，都有非常详细的讨论。这里随手征引几条：

　　尝观《礼运》，有时混混然，若身在太虚中意思，弘大然不能得久。不惟《礼运》要作一大意观之，如《中庸》《儒行》亦当如是。

　　礼本于天，天无形，故有无体之礼；礼有形，则明于地。

　　《礼运》云者，语其达也。《礼器》云者，语其成也。达与成，体与用之道也。合体与用，大人之事备矣。

　　一国一家一身，皆在处其身。能处一身则能处一家，能处一家则能处一国，能处一国则能处天下。心为身本，家为国本，国为天下本。

　　从这些论述来看，张载的“礼”并不仅仅是一些外在的格套化的仪式，而是外关乎天地万物之运行，内关乎个体身心之自我定位，包括儒家治理天下国家的各种“时中之宜”。从儒家传统的角度看，则既关乎中国智慧的具体性——必须从具体智慧的角度来理解，同时又关乎天下万民之举手投足与行住坐卧。因而“以礼为教”，实际上是贯通天人，也是包含“为天地立心”与“为万世开太平”两个不同维度的。这就是张载“以礼为教”的独特视角。

　　张载之后，由于宋金之间的陕西决战，曾使关学一度陷于所谓“再传何其寥寥”的境地，但“以礼为教”作为一种为学进路却始终没有中断，这就成为一种薪火相传的学风传统了。所以到明代，当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时，就对关学巨子吕径野赞叹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显然，作为张载为学进路与入手的“以礼为教”，已经积淀为关学的一种学风与传统了。

　　当“以礼为教”由一种为学进路之入手功夫积淀为一种学风上的传统时，其作为学派之相对稳定的特征也就真正形成了。一般说来，人们对于学派的认识往往会集中在其思想观点与基本宗旨上，这样的理解固然是正确的；但从纵向的历史角度看，则学派之为学派，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其思想观点，而在于其为学进路及其所表现的学风。因为只有后者，才能确保其能够超越时代的因缘，从而成为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的因素；孔子所谓的“人能弘道”、儒家所谓的薪火相传，其实都是从后继者对为学进路及其学风的充分自觉而言的。所以，对于一个学派而言，学术进路及其学风往往是比其思想观点包括所谓精神宗旨更为根本的存在，这不仅因为观点和思想宗旨的形成要依赖一定的学风，而且从影响来看，为学进路所代表的学风传统也远比思想观点发挥着更为持久的影响和作用。

　　这样的说法也许还带有一定的思辨推导的意味。但从张载本人的治学经历来看，其“以礼为教”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为学功夫；至于其作用，也就首先表现在主体自觉的“变化气质”追求上。比如张载说：“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这就是其所谓“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一说，那么变化气质究竟应当从哪里做起呢？这就必须从“习礼”“守礼”做起。关于“习礼”“守礼”对于变化气质的作用，张载以自己的经历反省说，“某旧多使气，后来殊减，更期一年庶几无之”。由此之后，所谓“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便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共同指向，但所以变化气质，首先又在于知礼。所以张载又说：“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

　　所谓“以礼为教”的另一个作用就在于人文教化功能。而这种人文教化不仅表现在“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一点上，而且还表现在张载弟子“三吕”所倡导的“吕氏乡约”中，其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纲领，不仅营造了一种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为指向的为善去恶氛围，而且其“礼俗相交”也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化礼成俗”的作用；而“患难相恤”，则正是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历史先声。至于今天所谓乡约民俗包括耕读传家之类，实际上也仍然在基层社会发挥着人伦规范的作用。所以，这种“化礼成俗”的人文教化作用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一种特殊方式。

　　不仅如此，张载“以礼为教”的为学进路还在理解传统、诠释传统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简括而言，这种建立在道德实践基础上的哲理诠释进路不仅有效地防范着对古人理论之思辨化理解，而且在于其对所有的理论，都始终坚持一种实践化的理解与诠释。陆游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其实就可以说是对古人理论之实践化诠释的一种生动概括。从理学发展的角度看，张载“以礼为教”的为学进路及其在人生实践基础上理解传统、诠释传统的学风对于整个宋明理学之理论思辨化走向也提供了一种极为有效的防范措施。对理学的发展而言，虽然理论的思辨化走向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趋势，——从薛瑄所反省的“把古人的语录当作一场话说”到王阳明针对“口耳之学”所倡导的“知行合一之教”，实际上都是针对理论的思辨化走向而提出的纠偏与救治措施；至于其发端，则正是张载“以礼为教”的为学进路及其所代表的学风传统。

　　最后，张载“以礼为教”传统最根本的作用，就在于塑造一种做人精神；而这种做人精神又是充满着信仰情怀的。这一点从张载提出“无体之礼”以及“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包括所谓“时中”与“时措之宜”时，就已经包含着这一指向了。因为在张载看来，“礼”首先源于天地万物之自然秩序，所谓“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此所以为礼也”，正是就礼之根源而言的；至于礼之“持性”作用以及“礼之源在心”之类，则又是天地万物秩序对人之禀赋及其在人生中的落实。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关学“以礼为教”的传统，既是对天道运行规则的落实，同时也是对人生使命的一种具体规范。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张载说：“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圣人之动，无非至德，夫何言哉！”而这种从天道运行到圣人之动，既表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精神，同时也规定着儒家人生的一种至上追求。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