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关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越挫越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我们要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与信心，不惧风雨、勇往直前，奋力谱写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新篇章。

　　张载（1020—1077）是北宋理学的共同创建者和关学宗师。他的思想文化遗产相当丰富，包括“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尊礼贵德”，尤其是“为天地立心”的 “四为”名句，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作为开宗立派的大师，张载思想产生于关中地域，但其影响却是跨地域的，甚至是跨国界的。张载逝世后的数百年间，关学仍不断焕发思想活力，紧随时代脉搏创新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发展体系中，关学具有崇高地位和重要战略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以关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张载及其所开创的关学出发，进而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点”与“线”式的解剖与研究。2020年是张载诞辰1000周年，本报特刊发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坚持历史底线 顺应时代潮流

　　赵世超

　　从学术专业分类而言，我的专业属于周秦史，因而对关学，我完全是门外汉。但一些偶然的机缘却使我和关学有了联系：其一即1999年我作为校长请陈俊民先生回到陕西师范大学，并于2003年组建关学研究中心，待2004年申报博士点时，关学研究的成果便成为师大中国哲学专业的第一方向。此后，关学便成为我不时关注的对象，而今又参与了关学研究院的揭牌，这就成为我关注关学研究的第二个原因。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关学属于思想文化史，而周秦史则属于社会经济史，不过我们毕竟会在历史中相会。正因为这两层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关学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以服务于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

　　第一，关学崛起于北宋，首先是以唐末五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为前提的。自唐安史之乱后，社会一度陷于“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格局，待到五代，政权往往像走马灯一样更替；在那个时代，老百姓之流离失所、士大夫之贪婪无耻以及打江山、坐江山最后卖江山几乎成了中国大地上最常见的悲喜剧。赵宋皇权的开创者就是通过“陈桥兵变”登基的，但五代的战乱征伐以及武将之拥兵自重一定程度给赵匡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于是，其登基后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杯酒释兵权”，因为他必须防范他的部下再次“兵变”。但对武将的防范却使赵宋皇室不得不反过来与文人士大夫结盟，于是就有了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以及“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治政策。同时，由于五代十国的战乱彻底铲除了隋唐以来的世家大族，留下来的仅仅是以自耕为业的中小地主；而北宋初的几位帝王，从太祖起一直亲自参与科举考察，注重吸收儒生参政，加之赵宋皇室对文以载道理念的大力提倡，这就极大地培养了儒家士大夫参政的积极性。于是，就形成了“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的格局。从历史的角度看，张载关学无疑是这一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但张载之探讨起始却并非就是从学术的角度展开的，当时，由于陕西地处宋与西夏军事对峙的前沿，因而张载从学于彬县焦寅以研究兵法，自然是希望从军事方面报效国家。这说明，所谓关学实际上是从现实关怀的角度展开的，当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副史时，张载还因如何抗击西夏而向范仲淹上书献策，这才有了范仲淹“读《中庸》”的建议；而张载也由此走上了研究儒学的道路。但由于当时佛老之学盛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证”，于是又有了对佛老之学的钻研。从张载早年的这一经历可以看出，其探索的志向始终是和民族崛起的大业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其能够从事学术研究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那么“出入佛老，返于六经”则始终是受其重塑民族精神的理想推动的。

　　第二，由于当时的儒学复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张载也自然成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如从南宋起，就有对“北宋五子”的总结；而到了南宋末又形成了对地方学派之“濂洛关闽”的排序，这说明，张载关学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张载如何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其所开创的关学又如何成为两宋理学的四大学派？从张载个人的交往来看，他与邵雍以诗唱和，又与二程展开“洛阳议论”，那么“北宋五子”中除了周敦颐就都是他作诗论道的朋友；从其思想资源来看，《宋史》说张载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而其志向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北宋五子”之中坚、关学之开创者。即使他因为与王安石改革路线的分歧而退居乡野，他也在一边进行“井田实验”，同时又支持其弟子在蓝田推行“吕氏乡约”。所有这些，我们当然都可以研究，但其以儒者的情怀融入时代思潮并以“造道”的精神探索天下的长治久安之道，则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再比如，在具体的学术探讨中，张载倡导 “诚明两进”的为学进路以及其“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具体指向，自然是对《中庸》《易传》汇通性的推陈出新，因而也就成为宋明理学中的经典话语；而其“以礼为教”的教学风格，不仅使学者当下知所据守，而且也有效地防范了宋明理学的纯粹思辨化走向，从而使其始终保持紧密结合人伦道德的实践性品格。所有这些，又是张载通过创造性诠释，将传统儒学基本精神推进于宋代的表现。

　　当然，在张载哲学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与其“井田实验”相联系的是，张载也特别重视“血缘宗法”，认为宗法就代表着一个人的血缘出身，代表着其生命之“所从来”。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血缘宗法当然是很落后的，也是中国现代化追求的阻力，但如果考虑到张载之所以肯定血缘宗法主要在于肯定每个个体之立身行事都应当担当起对自己族群所负的责任，那么其思想就不一定是消极的。再比如，张载甚至还肯定“纹面”包括剁手足之刑，如果从刑法的角度看，这不仅落后，而且也显得非常残忍。但张载对这些刑法的肯定却恰恰是站在人道的立场与“大辟”之刑相比而言的，而这种手足之刑毕竟保全了人的生命。如果把这些思想命题单独提出来讨论，那么其落后保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与一定的社会思潮中来理解，那么它未必就全然是落后保守的。之所以希望我们的关学研究能够从历史出发，并从具体的时代思潮中来理解古人的思想命题，就是希望我们的关学研究能够坚持具体的历史的客观性。

　　第三，张载所有的研究几乎都是与以六经论孟为代表的古代原典“对话”的方式展开的，但这种“对话”既有深入钻研原典、理解古人精神的一个方面，同时又不局限于古人原意的层面，而在于解决隋唐以来“三教并行”背景下民族精神的重塑问题，用张载的话来表达，这就是“为万世开太平”。所以，在他的晚年，张载既有“六年无限诗书乐，一种难忘是本朝”之自我勉励的诗句；同时也有其弟子对张载晚年的写真：“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这真是“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从这个角度看，张载所面对的固然是以六经论孟为代表的古代原典，但其心头所萦绕的问题，则始终是“本朝”以及其所面对的“三教并行”背景下如何重塑民族精神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可能就是张载之为张载之处。希望我们的关学研究，能够真正继承张载的这一精神，把以六经论孟为代表的儒家原典连同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造道”精神一同带进我们民族复兴的事业，并在我们的现代化追求中发挥其“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造作用。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陕西省社科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