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末，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贝克、吉登斯等人曾提出：现代化叠加全球化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风险，人类已经进入全球风险社会时代。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全球层面的抗疫合作举步维艰，各国抗疫成效不一，再次凸显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全球性风险问题与日俱增，全球治理效率不高。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网络安全等重大全球性问题持续涌现，将全球置于风险结构情景。人们对危机暴发的恐惧为全球治理集体行动创造了合作的心理预期，但治理实践却表明风险管控合作较难达成，全球治理效率较低。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继续牢牢掌控全球治理权，但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持续减退。相较而言，国际组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不足、渠道不畅。一面是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需求，另一面是匮乏的公共物品供给，全球治理中的公共物品供不应求态势加剧，供求矛盾激化。部分发达国家“退群”“甩锅”等“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径，导致肩负全球治理重责的主体呈现缺位态势、承载全球治理实践的机制日益不能满足治理需求、各治理行为体间信任危机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全球治理遭遇“公地悲剧”，呈现出严峻的责任赤字态势。

　　另一方面，国家中心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持续冲击全球化认同，全球治理价值认同情况堪忧。当前，逆全球化事件迭出，反全球化思潮强势抬头，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经常遭到攻击。二战结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全球化认同遭遇挑战，工具理性主宰下的排他性治理逻辑不断助长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气焰，在西方选举政治的裹挟下赤裸裸地追求其狭隘的所谓民族和国家利益，将世界引入更为危险的境地。国家中心主义论调之下部分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大，加之全球治理场域尚未形成公认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认同，各治理主体对于全球治理的价值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认知和观念相左降低了达成一致行动的可能性，全球治理价值赤字问题凸显。

　　责任赤字、价值赤字双重挤压共同构成了全球治理碎片化、低效率的治理困境。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恐怖主义袭击等全球危机事件一再逼迫各国无辜的民众吞下全球风险酿成的苦果。2020年这一场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公共卫生事件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全球治理困境亟待破除，全球抗疫实践更加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全球治理摆脱困境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首先，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降低全球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增进信任和协调各方利益。通过构建团结合作方案，优化治理权分布，明晰权责结构，力求在合作中实现公平，在公平中促进合作，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治理权博弈而言，机制改革涉及治理权重组，应弘扬合作共生的良性理念，明确冲突对抗只能加重困境的认知，为治理权重组奠定观念基础。就具体制度路径而言，世界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私营机构等应以负责任的姿态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一面促进传统机制的存量改革，另一面推动新机制创设的增量建设。改革与创新相向而行，国际社会一道求大同存小异，增进理解和信任，和衷共济努力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保障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提供，降低全球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减少制度性风险。

　　其次，重塑全球治理价值认同，夯实全球治理的文化共识和道义共鸣。全球治理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矛盾体，全球性危机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全球治理行为体应通过充分把握全球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努力向世界人民普及风险治理相关的文化知识，增强其全球风险意识，打造全球治理的文化共识和道义共鸣。国家中心主义、零和博弈思维等冲突性二元对立价值只会加剧治理困境、降低治理效用。因此，通过寻求切实可操作的治理手段推动治理实践，避免将风险治理问题政治化，以有效弥合价值冲突，促进合作发展。多元价值观激烈碰撞下，重塑全球治理价值认同应利用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把金钥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得到了极大凸显。中国应大力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重塑全球治理价值体系，引领国际社会超越“共存”，实现“共享”。

　　最后，破除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促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联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本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矛盾体，贯通二者促进其良性互动是有效管控国内风险和全球风险的关键。人为制造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对立，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将国内治理矛盾转嫁于国际社会的做法，大大增加了全球风险社会的“人化风险”，有违风险治理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原则。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企图通过“开全球化倒车”式来维系其狭隘的国家利益，终将难以为继。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坚持多边主义才是正确的路径选择，加剧“人化风险”的实践操作极易一损俱损地降低国家治理效能。“自反性现代化”时代的全球风险治理需要更加尊重科学，减少“人化风险”，规避制度性风险，贯通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双向联动，扎实推进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设。

　　综上，冲突性思维带来竞争和对抗，共生性思维带来合作和共赢。无论是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的实践性活动，还是重塑全球治理价值认同的思维活动，抑或是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联动活动，都逃离不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事实。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治理走出困境，更好地维护各国人民的利益方为人间正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国际社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走团结合作之路，世界各国人民就一定能够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升路径研究”（18XJCGJW003）、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后疫情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A0920502052006-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