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丝绸之路”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称，原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印度、西亚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成为指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名词。“高原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一个代称，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和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不是指单一的某条路线，但却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内的各条路线。“高原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史前时期，而西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便与西藏高原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成都则是高原丝绸之路东端最为重要的起始点与中心城市。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西藏高原农作物的起源、金属器的制作，都可能受到西南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影响。汉晋时代，以成都（益州）为中心，形成以丝绸生产、盐铁制造、漆器、金银器制作等为重要产地的中心城市，是“高原丝路”最为重要的物质交流中心。与之同时，成都还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沿城市，佛教在东汉时期已经通过西域传入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现存于乐山麻浩崖墓一号墓门楣上方的半浮雕佛坐像，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佛像，便是一个重要的证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成都至甘青一线的“青海道”便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中亚唯一的陆上通道。

　　唐代吐蕃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往中，益州（成都）都是联系汉藏民族最为重要的桥梁。这个时期，吐蕃高僧和内地使团交互往来往往通过益州，成都大慈寺金和尚等高僧是吐蕃佛教界前往五台山朝圣时必拜的密教高僧。自北朝以来，成都丝绸制作多行销包括吐蕃在内的边地，著名的“陵阳公样”图案成为唐代外销丝绸中最受追捧的纹样，近年来在吐蕃考古中也有大量发现。西藏西部还出土有汉晋时代的茶叶与丝绸的遗物，表明早在唐文成公主进藏之前，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已经广泛存在，这些物品的产地很有可能均为蜀地成都。唐宋以来的“茶马互市”及形成的“茶马古道”，正是“高原丝路”在新时代的延续与新的呈现方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第一，成都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中心城市，从南北方向可纵贯连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路。第二，成都也是“高原丝路”和“喜马拉雅文化带”的东端起始点，从东西方向可横贯青藏高原，并且联接中亚、南亚；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大十字”网络，历史上成为“一带一路”的西部枢纽，不可缺少，更不能忽视。第三，在今天打造新的“南亚通道”、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历史传统的新的历史时期，成都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核心都市，必将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