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热点与焦点。中日两国都认识到强大的海权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但二者在海权实践道路上却产生了理念分歧和利益争端。对两国海权思想的形成条件、文化传统、历史脉络、现实实践的差异进行分析梳理，既能为解决两国的海洋争端提供重要参考，也有助于全面理解两国海权发展的未来走向。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系统、完善的海防，更没有海权思想。明朝时郑和提出“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不顾”的思想，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有关经略海洋最早的论述。而当时的统治者始终以天朝自居，根本不重视海洋。中国的近代海权思想其实是面对列强侵略被动反应的产物。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以守为战”“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驾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等海岸防御和以战为守的战略战术思想。魏源已经产生朦胧的海权意识，他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比马汉海权论约早40年，但他反复强调“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仍然具有明显的陆权思想痕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丁日昌、李鸿章等人提出建立近代化海军的海防规划。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起清廷强烈震动，继而引发了海防与塞防大争论，最终提出海防、塞防并重的主张。虽然清政府的海防思想较之以前有明显的进步，海防视角也从沿岸推向近海，但并没有本质变化，海防战略的根基还在陆地之上。清政府组建的近代海军，坚持“以守为防”的战略思想，认为“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甲午战败后，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海防思想，寻求先进的海军理论。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时是不系统的，尽管对晚清海防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仅成为在少数知识分子、海外留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官员之间传播的“阳春白雪”，没有使政府的海洋战略思想产生实质性变化。民国时期，政治和知识分子精英开始深入思考海权与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认识到海权是国家独立与发展的保证，海军与制海权是实现海权的关键。然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状和海军建设的薄弱基础，使中国根本无力发展海权，海权思想也只能束之高阁。

　　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使日本高度关注海洋问题。早在18世纪末，以林子平为代表的海防理论家就提出转变海洋为国家天然屏障的观点，要建立与海国相匹配的武备力量。日本近代海权思想的产生同样是西方列强侵略的产物，然而民族危亡使日本走上了重视海军及海洋安全的传统海权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便确立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远大目标，加快了海军建设的步伐。日本以西方强国为典范最终选择了帝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很快就从以自卫为初衷的“海防论”转向了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的“海权论”。相对于清政府将范围锁定在本国海岸和沿海一带的海防战略，日本的海洋战略不仅包括明晰的建军计划，提出了超越本土的利益扩张范围，而且还表现出以欧洲列强为假想敌的战略勇气。马汉的海权论传入日本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并受到高度肯定。甲午战争中，与李鸿章避战保船的消极作战思想相比，日本海军非常明确地将通过海上决战歼灭北洋舰队列为日本海军的首要作战任务。日本在充分吸收马汉海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的海权思想：日本的未来取决于海洋，制海权是赢得战争和控制海洋的关键，建立强大的海军是实现制海权的保证。在夺取制海权的问题上，日本海军奉行“大舰巨炮主义”和“舰队决战主义”的海上决战思想，并总结出“先发制人”“奇袭”等海军战术思想。霸权扩张意识的极度膨胀，使日本选择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助推着日本在70余年间走完了从岛国一度成为西太平洋的霸主，而后又回归岛国的海权实践历程。

　　近代两国攻守相异的海权思想，导致了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甲午战争奠定了日本从1895年至1945年间对华几乎是压倒性的遏制态势，战略格局完全反转，中国逐渐衰败，日本则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