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伊斯特尔（Gerald Easter），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一位研究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转型的重要学者。伊斯特尔199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以俄罗斯、东欧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现代国家、比较政治经济学以及后共产主义转型等领域。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资本、强制与后共产主义国家》（Capital,Coercion,and Postcommunist States）、《国家重建：苏俄时期的个人关系与精英身份》（Reconstructing the State: Personal Networks and Elite Identity in Soviet Russia）等。其中，《资本、强制与后共产主义国家》获戴维斯最佳社会科学图书奖、最佳政治经济学图书奖。除了专著外，他还参与多部书的章节写作，并在学术期刊发表大量论文、书评。

　　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在美国的战略版图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冷战期间，美苏对峙长达近半个世纪，双方进行疯狂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以及间谍战等。1991年底，苏联宣告正式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失去了众多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则在经历政治、经济转型后，国力不复从前。虽然美俄之间没有如冷战期间剑拔弩张的对峙，但是，美国政界、媒体甚至学界依然视俄罗斯为对手，而一度对俄罗斯示好的特朗普，也陷入被调查的风波，并且无奈签署对俄制裁令。是什么在阻碍改善美国对俄关系？美俄关系将如何发展？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杰拉尔德·伊斯特尔（Gerald Easter）长期致力于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转型研究，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对美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析。

    美对俄研究缺乏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伊斯特尔教授，感谢您接受采访，请先谈谈您做的研究。

　　伊斯特尔：我的理论研究兴趣主要是比较政治学，具体说是关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理论。从地区角度来说，我的主要专长是俄罗斯研究，当然我也发表过关于波兰问题的研究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很多研究跨越政治与经济，是否可以把您的研究归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IPE）？

　　伊斯特尔：不是，我更愿意将我自己定义为现实主义学派。更具体地说，我的研究更具有历史—制度学派的特点，也就是强调权力与财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成格局。IPE理论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的趣味多了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俄罗斯研究专家，您如何评价美国的俄罗斯研究？

　　伊斯特尔：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主要跟踪世界形势以及重要的国际动向，俄罗斯研究更加如此。冷战期间，美国有大量的研究关注苏联；大学、学术期刊、政府的研究资金以及基金会都偏好俄苏研究专家。冷战之后，出现新的国际发展动向，比如中国作为一种全球力量的崛起等，围绕这些主题的研究热潮超过了俄罗斯研究。但是，自普京上台后开始在欧亚地区与美国展开强大的军事、经济竞争，俄罗斯再次成为美国学术研究的重点。

　　不过，我想说，目前美国的俄罗斯研究，情况不同于冷战时期。在过去，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同时也是地区研究专家，他们对俄罗斯的文化、历史都有相当的了解，但是，今天的情形则不同了。现在美国出生的研究俄罗斯的政治科学家们，很可能对于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大帝之间不同的认识，只是有没有“八字胡”的区别；对于两位异见人士——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了解，也只是知道一个有大胡子一个没有而已。与之前地区研究专家相比，现在美国从事俄罗斯研究的政治专家则被训练成“科学家”，研究方法效仿物理学研究。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冷战时期学者出于对学术的热情充满争论，对俄罗斯政治以及外交政策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进而提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遏制对共存。而现在美国学界则缺乏这样的争论，表现出更多的趋同，特别是在评论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行动时，大部分的分析评论简单归于“普京做到了”，认为普京主导了整个事件。而且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最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普京做到了”的学术批评来自于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而不是任何知名的俄罗斯研究政治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