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是这两年最引人关注的国际事件之一，它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然而，英国脱欧目前面临较严重困局。英国政府不仅要面临与欧盟的艰苦谈判，承担高昂的“分手”代价，还要正视国民意愿的反复反转。

　　一定意义上，英国目前的困境，使人们更加审视西方民主的预设前提——“理性人”假设的恰切性。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西式民主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方面具有“基因缺陷”。

　　“理性选民”神话破灭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52%的投票人同意脱欧，48%的投票人不同意。然而公投结束后，马上就有大量要求第二次公投的请愿和呼声。尤其是经过媒体对英欧关系的报道等，一些曾经支持脱欧的民众，开始后悔自己在公投中投错票。

　　2017年里，改变脱欧立场的英国民众为数众多。据英国《独立报》的最新民意调查，支持留欧的英国民众已达60%。这样的民意反转，不得不让人质疑“选民是理性的”这一命题。

　　类似这样的民主悖论、民主失灵正在不断发生。

　　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家一般坚持“理性人”的假设，早在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杰弗瑞·布伦南和美国学者洛伦·洛马斯基在合著《民主与决策》中就提出了“表达性投票”的观点，即选民之所以参与投票，并不因为预期自己能改变选举结果，而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或表达情绪等。同时，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并不关心不良公共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在杰弗瑞·布伦南和洛伦·洛马斯基研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在其所著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中对民主失灵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其核心观点是，多数选民的状况比无知更糟糕，他们是非理性的，而且在投票时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无论是杰弗瑞·布伦南和洛伦·洛马斯基，还是布赖恩·卡普兰，他们都严重质疑“选民是理性”的假设。英国脱欧后的公众舆论和民意反转，也侧面证明了“理性选民”或许只是一个神话。

　　事实上，英国民众在脱欧公投前，或者对英国与欧盟关系不够了解，甚至处于“无知”状态；或者政治冷漠地认为自己一票无足轻重，非理性地随意投票。其最终结果是，很多只是为了表达不满而非真正的脱欧支持者，开始后悔，不愿意接受脱欧的事实。

　　不少政治学学者指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治界，都应重新审视“理性选民”这一现代民主制的核心命题。可喜的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有限理性”的“反叛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在塞勒看来，经济主体是人，而人并不是严格按照理性作出决策，外界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实际上，这同样也适应于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