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数据资源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大数据是伴随着全球化与后工业进程出现的，是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标志之一。一方面，因其传播速度快、容量大、价值大等特点加剧了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打破了政府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隐藏在大数据背后的数据价值与数据红利却又可以对“不确定性”进行前瞻性预测，促进政府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大数据的出现将以各种形式解构着传统的政府官僚制组织模式，推动着合作治理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大数据/合作/网络/控制/预测

　　作者简介：耿亚东，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服务型政府理论及其构建

    一、引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数据资源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数据很少作为一种资源去看待，人们对事实的判断以及对客观规律的总结主要是基于经验、事实的积累，数据只是被简单地作为一种记账或者计数的工具。到了工业化社会，数据的重要性才逐渐地被凸显出来。尤其是启蒙运动把人类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之后，人们才逐步开始通过数据分析去总结规律，进行科学研究与探索。牛顿的物理学、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只不过在前工业化时期，因科学技术以及人的有限理性等的限制，所提取的数据规律仍是以观察和重复实验为主。进入20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前两次工业革命迅速发展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技术的狂热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等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数据标准化基础之上的。官僚制组织因恪守严格的组织边界、分工—协作体系，强调工具—技术理性，追求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等，又进一步加剧并完善了科学技术的数据标准化。政府是这一时期典型的官僚制组织代表，政治与行政二分使这种建立在科学化、技术化基础上的政府治理模式把官僚制组织发挥到了极致。在整个20世纪，关于公共行政的研究基本都是围绕着官僚制组织展开的。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官僚制组织因强调标准化，强调分工—协作，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浪潮使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面临着治理危机，在此情况下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服务运动等都试图抛弃官僚制组织，改变政府的治理模式。然而不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还是新公共服务运动都只是在官僚制的框架下对官僚制组织的补充和完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各国出现的治理危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也没有走出20世纪公共行政的理论范式。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为解决公共治理危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它在理论特征上表现为一种反思性阐释，要求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把官僚制和工具理性等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全面解构。理论先行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来加以证明，伴随全球化与后工业化进程出现的大数据为后现代主义公共研究提供了实践依据。

　　二、大数据产生的时代背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数据存储量每天都在不断地上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甚至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了数据资源的生产源，人们通过网络购物、查阅信息、交友聊天等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各种数据正在迅速膨胀和变大，这预示着数据信息的生产和消费群体正在迅速扩大，并全面融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发展中。这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些数据不仅包括传统的关系型数据、电子表格等结构化数据，还包括视频、音频、图片等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数据从TB、PB、EB到ZB的发展，对摩尔定律的不断冲击，宣告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运用使得人们可以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数据分析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科学预测。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数据标准化应用是建立在被动响应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的大数据应用则是建立在前瞻性预测基础之上的。“预测”将成为后工业化社会大数据的核心内容。“这标志着科学研究范式已经从几千年前的凭经验、几百年前的靠理论模型、几十年前的计算仿真，进入了第四阶段——数据探索。”[1]

　　大数据是伴随着全球化与后工业进程出现的，是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因传播速度快、容量大、价值大等特点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但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数据价值与数据红利却可以对不确定性进行前瞻性预测，促进政府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大数据的出现将以各种形式解构着传统的政府官僚制组织模式。因此，大数据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组织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技术工具，它更意味着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将带来公共管理与公共领域的变革。如果说工业化时代的基础设施是铁路、公路、航空、水电等，那么在后工业化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将成为新的基础设施。未来，谁掌握了大数据，谁就主宰了世界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