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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交流的研究在情报学中有着较悠久的历史，其已成为学科的核心概念，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学派如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派。以往在学科中惯常使用的术语则是情报交流、信息交流。应当指出，虽然在学术传统中知识交流概念并不时兴，但情报交流或信息交流研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且将知识的问题包含在内了。严怡民在《情报学概论》中就将情报交流定义为“人们借助于共同的符号系统进行知识的有效传递。”①可见，情报交流的内涵是把知识包含在内的，孕育着知识交流的思想萌芽。在姊妹学科图书馆中知识交流一直以来则颇受关注，典型的即是宓浩和黄纯元的“知识交流论”学说。
当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淹没于信息的海洋、却更加渴求知识”的问题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传递所交流内容价值和效用性，这样知识作为直接交流客体的理念就在原有话语体系中凸显出来，知识交流概念及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流行开来。在企业知识管理微观领域，与知识交流有密切关联的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理论已成为热点和前沿领域之一。其强调的是知识而不只是信息的转移，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交流对象的变迁。知识交流已成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但目前知识交流理论的流派和头绪较多，各种具体理论对知识交流现象的关注点和分析解释角度也各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知识交流这一情报学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本文提出一个基于“个体—社群—社会”(Individual-Community-Society，SCI)的三维结构框架来总结归纳知识交流的各种具体理论，力图为该领域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学术思想脉络，达到促进学科发展的目的。
1 知识成为数字化时代人类社会交流的主要客体
知识交流的客体是知识。知识交流的兴起源自知识的价值和作用在信息环境和社会经济形态双重变革下的凸显。与此同时，社会知识资源在新形势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级的知识交流机制来保障其较高的序化和序变程度，从而实现社会知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开发利用。我们有必要对客观信息环境变迁和社会知识资源的新特点进行深入考察，为知识交流理论研究提供丰富准确的现象土壤。
1.1 从印本文献信息基础环境向网络信息基础环境的转变
在互联网与电子信息媒介出现之前，情报学所处的信息基础环境主要是印刷型文献居于主导地位的信息环境。互联网带来了人类信息基础环境的革命性变化，网络虚拟信息空间中信息自由流动的低成本、高效率让人类真正地进入了信息本位的时代③。网络信息基础环境凭借着印本文献信息基础环境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取而代之，并始终保持着深化发展与创新的良好势头：从三维空间汇集信息资源的全球信息集成系统“数字地球”，将高性能计算机、信息源和因特网有机组合的网格(Grid)④，到伯纳斯·李(Tim.Berners-Lee)提出的语义网(semantic web)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这昭示着互联网环境下产生的新的信息知识问题成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理念的兴起和建设的推进，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的泛在知识环境的大规模构建，使得知识和智慧能成为网络信息基础环境下的关键资源，衍生出的知识的可流动性﹑可集成性和可发现性等问题正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1.2 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二战后，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知识逐渐取代了土地﹑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而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鲁普(F.Machlup)出版了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提出了“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概念，有力地论证了知识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随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的一场尝试》、《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著作的先后问世向世人更为清晰地揭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图景。进入20世纪90年代，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P.Drucker)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社会”的观点⑤。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成为主导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继而带来了社会结构、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变革⑥。1996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标志着知识经济发展时代的全面来临。对作为经济活动生产要素的知识规律的研究成了学科新的课题。
1.3 社会知识资源的变化
在网络信息基础环境和知识经济相互交织的影响下，社会知识资源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3.1 社会知识分工的细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A.Hayek)早在1936年就对现代社会的知识问题有了深刻洞察，他提出了知识分工(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的思想，认为知识分工问题不仅与劳动分工问题相似，而且至少与它同等重要⑦。哈耶克认为，市场上的知识是分散在每个个体之上的，每个人要比所有其他人都具有某种优势，即具有关于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不存在全知全能者能够掌握所有这种知识并做出有效决策的事情⑧。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社会个体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与知识资源交互的频度、符号信息处理总量都大为增强，因而个体“关于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的积累也要超过以往。这些分散知识在市场机制下的协调过程中需不需要交流，如何交流?另一方面，就科学和技术技能知识而言，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细的知识分工使每个人在越来越窄的范围内获取专业知识，只有深入到特定的角落里去挖掘，我们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新的知识。这样人们在知道越来越多的同时，知道的也越来越少，人类知识的整体不再是整体的，它被分裂为无数碎片⑨⑩。人们如何能够以整体性知识的视角去看待要解决的问题?把两方面相统一起来理解，所产生的新问题即是如何组织整合并利用碎片化的、零散分立的、传播不广的知识(11)。这是知识交流理论研究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1.3.2 知识资源的高度离散与不均衡分布
传统环境下，因为存在着知识重复和复用的现象，知识的增长呈线性而文献的增长呈指数性。在网络环境下，由于网络的非中心性，加之零成本、低审查限制的发布条件(12)，使任何网络使用者都可能加入到知识的复制、组织和传播的过程，因而网络信息资源增长与文献增长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知识在网络环境下被极度地稀释在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当中。也就是说，关于某一主题的知识总量散布在不同来源、不同渠道、不同信息储地的大量网络讯息资源里，呈现出高度离散的态势，导致检索知识的复杂性和难度大为增加(13)。这给知识的有效交流和利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社会知识资源配置和分布的不均衡状态也日益加剧，知识拥有量决定的社会阶层划分会导致新的社会分化，即高技术精英与新知识、新技术贫乏的普遍民众间的对立(14)。因此也出现了需要进行知识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社会中的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将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知识的私有财产化、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与自12世纪大学设施、19世纪图书馆公共化以来人类一直追求的知识公共化(public knowledge access)取向发生了新冲突(15)，这就打破了原有的知识共享均衡，近年来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版权纠纷即是这种冲突的典型案例。
1.3.3 虚假知识激增
从总体上看，网络资源发布和出版的任意性和无审查性带来了虚假知识(pseudo-knowledge)的激增。虚假知识能通过增强机制产生新的虚假知识，导致人无能和迷惑，对知识进步没有贡献(16)。与之类似的则是非核心知识的激增，非核心知识(peripheral-knowledge)虽然可能经过转化变为核心知识(core knowledge)，但在网络海量信息和注意力匮乏的环境下，非核心知识的变化趋向更有可能趋向老化过时变得无用，即由于缺乏有效的提炼、验证而无人问津，变得失去效用。网络信息基础环境下，核心知识、非核心知识与虚假知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相反是鱼目混珠，致使知识存贮无序化，给知识利用造成困难(17)。如何设计和实施有效的知识交流机制，以来筛选辨别并对它们予以不同的处理、开发和利用，已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