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

　　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Ulysses）埋下的众多大大小小的暗语和谜团中，第八章的一语双关倒是鲜有评家提及。“八”的英文是eight，正好与“吃”的英文过去式“ate”同音，而《尤利西斯》第八章的主题恰恰正是“吃”。

　　这一题为“Lestrygonians”的章节发生在午饭时间，标题暗指荷马的《奥德赛》中，吃掉奥德修斯大量船员的 “巨食人族”，即莱斯特里戈尼安部落。在本章中，小说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在决定去哪儿吃、吃什么和如何吃的同时，思绪围绕一个“吃”字丝丝发散。透过布鲁姆的观察和意识流动，乔伊斯更是巧妙地将都柏林人的饮食习惯和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要把握乔伊斯笔下“吃”的深意，不妨先看看他的早期作品《都柏林人》（Dubliners）中两个相关的故事，都与“吃”，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吃”，密不可分。

　　“生活盛宴的放逐者”之一

　　第一个故事是成年系列的最后一篇，题为《一桩痛事》（“A Painful Case”）。主人公詹姆斯·达菲（James Duffy）的性格气质中有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和《尤利西斯》中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的叠影。达菲虽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小职员，骨子里却充满尼采式智识精英的冷傲和孤高。他选择离群索居，因为他觉得都柏林中产阶级的生活除去平庸，就是装腔作势；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愚钝得不可理喻，他们既缺乏审美情趣，也毫无道德信念，只是任由夸夸其谈之辈操控公共话语，听凭警察来断定道德是非，轻信文化展商对艺术的轻浮褒贬。

　　另一方面，达菲对工人阶级也缺乏认同，他曾经参与过爱尔兰社会主义党的聚会，但很快心灰意冷，因为他既不喜欢党内分裂的小宗派，也看不惯工人一心只关注工资待遇的现实追求。达菲过着一个人的日子，既无伙伴、也无朋友，只是在圣诞节走走亲戚，并在他们过世时到墓地凭吊，其他调节公民生活的习俗规约，他一概不予理会。他的生活是“极简主义”的，自己买来最基本的家具：铁床架，铁脸盆架，铁熨斗……生活就是非黑即白的沉闷色调。达菲每天早晨坐有轨电车上班，中饭在丹·伯克小饭馆简单用餐，总是一瓶淡啤酒，佐以一小盘葛粉饼干，下午四点下班，在乔治街一家价格公道的小餐馆独自吃晚饭，唯一的消遣就是偶尔去听场歌剧或音乐会。

　　达菲远离尘嚣的生活看似自足有序，可他的眼神中却总是流露出一种迫切，一份发现别人内心尚且有救的渴望。一个傍晚，他在剧院邂逅一位女士和她的女儿，达菲从她的神情中觉察到她内在的敏慧、不屈和感悟力。后来他们又巧遇过两次，达菲得知她是辛尼科太太，丈夫是个货船船长，往来于都柏林和荷兰之间。他们开始主动见面并慢慢相识，达菲向辛尼科太太倾诉着自己的哲思和对社会问题的见解，辛尼科太太悉心聆听，并默默地鼓励他敞开心扉，他们的关系看似越来越水乳交融。就在乔伊斯做足铺垫之后，有一次，达菲谈起“灵魂无法挽救的孤单”，辛尼科太太突然激动地抓住达菲的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这一举动让达菲深感意外，辛尼科太太对他的言词的解读也让达菲如梦初醒，原来她和那些平庸的中产阶级毕竟并无二致。他最后一次约辛尼科太太见面，斩断了与她的关系，并宣称任何感情纽带都注定是痛苦的枷锁。他们从此再未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