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中，最令人胆寒的，也许是如此之多的西方国家公民加入其中，成为人肉炸弹和参与斩首处决人质的行动。为什么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其中许多受过教育、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离开舒适的西方民主国家加入这个残忍、野蛮的运动？什么导致年轻男女容易受到极端主义伊斯兰信息的影响？

　　《联合早报》12月18日转载《评论汇编》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的文章称，弗洛伊德在目睹20世纪30年代纳粹的崛起时，描绘了极权领袖危险的号召力，和他们的追随者将自己完全交给一种意识形态或组织时所体验到的自我膨胀。对这些追随者来说，自由在心理上是一种带来负担的情况。弗洛伊德的门徒之一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急切地想逃离自由选择的压力——并因此接受严苛的信仰或遵从一致的规范——对于那些尚未充分发展自主认同感或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说，更具吸引力。

　　西方圣战者叛离的现代民主国家，让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很难想象还有哪种形式的政治社群，对成员的忠诚要求如此之少，也没有太多必须遵守的共同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生活的几乎每一方面——道德、礼节、性行为、家庭结构、职业和宗教信仰——西方人基本上都有随心所欲的自由。

　　这似乎是令人十分渴望的状态，有利于建立美好生活。但在过去数十年，西方民主国家经历了显著的身份危机，这显示在它们不愿意宣扬伦理原则，或在国际舞台上推进民主价值。

　　在国内，对政治体制的疏离感普遍存在。一些人的不满日益激进，特别是年轻人。心理不健全的情况也日益普遍，包括厌食、肥胖、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抑郁症等，人们服用的精神药物因此大增。

　　这些症状和综合症不能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它们在中产阶级与穷人间一样广泛存在。然而，西方不受束缚的自由和宽容放任，有可能不能为一些人提供建立身份认同所需要的心理架构，而他们需要这身份认同来帮助应对个人选择的要求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