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比较集中出现的中国作家的外国行纪和域外见闻,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作家走出国门之后的域外眼光和世界想象。与世纪之交外交官为代表的外国行纪相比较,30年代中国作家的域外叙述和世界想象已经祛除了猎奇式的心理,显得更为从容不迫,在文化想象中也有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文化整体观,当然其中也难免走马观花的粗疏与浅尝辄止的浮泛。

　　1933年11月,由新绿文学社编、文艺书局出版的　《名家游记》　问世,收录了中国现代作家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37篇游记,分上编“本国风光”,下编“异邦情调”。作为“代序”的是编者写的长篇文章　《游记文学》,堪称现代文学史中论述文学游记题材的较系统的学术论文。文章分“游记文学的背景”、“游记文学的分类”、“游记文学的特征”几个方面,可以说是在游记大行其道的时代所作的适时的总结,也呼应了30年代出现的现代作家发表和结集出版域外游记的热潮。

　　刘思慕　(小默)　在1935年1月为自己的　《欧游漫忆》　写的自序中说:“近来游记一类的货色在文学市场售出不少,单是欧洲游记,也有好几种,恐怕快可以上‘游记年’的封号了。”所谓“游记年”尽管是对“小品年”的说法的戏仿式概括,但以“游记年”来冠名,也大略说明了游记的风行。其中域外游记格外引人瞩目。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一代的外交官以及出访外国的文人政客们书写了第一批外国游记的话,五四以后作家型的游记则成为域外游记的主体。倘若不算冰心的　《寄小读者》,那么孙福熙初版于1925年的　《大西洋之滨》　以及1926年　《归航》　是较早收入了域外游记的散文集。徐志摩的　《巴黎的鳞爪》也收入了泰半篇幅的欧洲游记。接下来的现代作家有陈学昭　(野渠),她于1927年赴法留学,其间曾任天津　《大公报》　驻欧特派记者,为　《国闻周报》写稿,也担任　《生活》　周刊特约撰稿人,1934年底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是在欧洲游历时间较长的现代作家。1929年10月陈学昭出版有署名野渠的《忆巴黎》,书中的主要篇幅是留学期间回国时书写的对巴黎的印象记。到了30年代,游记书写可以称得上成为了一个文学史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外国游记、欧游书信、日记,如徐霞村的　《巴黎游记》,曾仲明、孙伏园、孙福熙合著的　《三湖游记》,蔡运辰的《旅俄日记》,王统照的　《欧游散记》,朱自清的　《欧游杂记》,朱湘的　《海外寄霓君》,卢隐的　《东京小品》,李健吾的　《意大利游简》,邓以蛰的　《西班牙游记》　……在展现中国作家的域外见闻的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和世界眼光。

　　其中,郑振铎的　《欧行日记》　尽管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欧洲游历,却内含着更为自觉的游记书写意识。

　　1934年8月,郑振铎从北平赴上海,见赵家璧。此前,赵家璧曾给巴金写信,请巴金代约郑振铎为　《良友文学丛书》　写稿,这次沪上之行,郑振铎就把1927年赴欧洲游学的部分日记整理成册交给赵家璧,是为　《欧行日记》。

　　郑振铎的欧游起因于“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屠杀,郑振铎与胡愈之、周予同等七人联名写了一封给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公开发表之后,引起当局震怒,在屠杀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中,七人也无疑面临险境。郑振铎的岳父———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力促郑振铎出国避险。5月21日,郑振铎登上法国“阿托士”号邮轮,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欧洲游学。其间差不多每天都记日记,有些遗憾的是所出版的　《欧行日记》　只收入三个月零十天的时间,起于登上“阿托士”号邮轮的1927年5月21日,终于1927年8月31日。其他一年多的欧游日记,则因为后来屡经迁居而遗失了。

　　《欧行日记》　中有两个多月的日记集中在法国巴黎,除了在国立图书馆的“钞本阅览室”查阅中国明清小说之外,郑振铎的巴黎之旅堪称是一次博物馆之旅。在6月25日的日记中,郑振铎记下了第一次参观博物馆———朗香博物馆的心情:“这是在法国第一次参观的博物馆。其中所陈列的图画与雕刻,都很使我醉心;有几件是久已闻名与见到它的影片的。我不想自己乃在这里见到它们的原物,乃与画家,雕刻家的作品,面对面的站着,细细的赏鉴它们。我虽不是一位画家,雕刻家,然而也很愉悦着,欣慰着。只可惜东西太多了,纷纷的陈列到眼中来,如初入宝山,不知要取那一件东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