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国家文物局和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精心指导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色地完成了年度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保护等大型考古发掘工作，强力助推了景德镇御窑遗址、吉安吉州窑遗址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并为景德镇湖田窑址、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樟树筑卫城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完成了近千公里的高速公路、铁路以及五河流域治理、峡江水利枢纽等大型重点工程项目的文物资源评估、调查和发掘任务，成绩斐然。对以樟树筑卫城遗址为中心的清江盆地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调查工作，初步厘清了赣鄱流域核心区域的先秦时期文化编年。对新建墎墩墓、新干牛城城址、星子县塔园明代墓葬等也进行了科学发掘、精心研究，合理保护。特别是景德镇南窑窑址发现了迄今为止所知最长的唐代龙窑，规模宏大的制瓷业遗存和大批精美的唐代瓷器、瓷片标本，风格鲜明，填补了景德镇早期陶瓷业的空白，以及我国首次科学考古发掘的明代藩王府遗址——淮王府遗址，为江西的文物考古工作又添新的亮点。

景德镇南窑遗址

清理一座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最长的唐代龙窑

　　南窑是江西地区一处以烧造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的青釉瓷为主的唐代窑场，遗址位于景德镇乐平市接渡镇南窑村，是瓷都景德镇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瓷业遗存。为了全面把握遗存的分布范围、保存状况、文化内涵，以及窑场与瓷都景德镇陶瓷的关系，探讨景德镇早期的陶瓷发展历史，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11、2013年对南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

　　发现经过与工作方法

　　遗址于1964年由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乐平市博物馆分别于1983年和2008年两次派员对其进行普查登记。2011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以南窑村窑山为中心的周边区域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发现遗址分布面积超出3万平方米，在遗址本体的北面、西面散布有取土的白土塘、江湖塘，运输原料的无蚯塘、码头以及连通乐安河的溪坑，在窑山上至少分布有12条龙窑遗迹，初步勘探出2条龙窑遗迹。

　　2012年2月景德镇市委、市政府邀请故宫博物院、厦门大学、上海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深圳市文物鉴定考古研究所等陶瓷界一流专家对遗址调查成果进行论证，专家们认为南窑遗址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最早的瓷窑址，对探讨瓷都景德镇的陶瓷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研究唐代制瓷手工业和青釉瓷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丰富了江西陶瓷史和中国陶瓷史。认为要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进一步搞清遗址分布范围、文化内涵，进一步挖掘南窑深厚文化价值以及南窑与景德镇陶瓷的关系，建议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2013年3月至1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厦门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在乐平市文化新闻广播电视局、乐平市博物馆的配合下，对遗址进行了重点考古发掘。大胆使用有别于以前陶瓷考古发掘的新颖方法，邀请荆州市博物馆信息技术中心科学合理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对遗址进行测量、定点、整体布方，建立整套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为南窑遗址和唐代乐平、景德镇的陶瓷史研究提供资料，以期搞清遗址的原料采集区、堆放区、制作区、烧成区、储存区等不同的功能分区，探明其原料来源、窑炉形制，深化窑业技术研究，突破以前陶瓷考古的常用方法。工作中，新老方法结合，不断创新。先按照土质土色由晚至早逐层清理探方地层，之后打掉隔梁，在全面揭露龙窑遗迹的基础上，采取针对龙窑遗迹横切的横向解剖法，在龙窑遗迹两侧不同部位布设6条探沟进行解剖，试图探明龙窑不同区位的烧造状况。具体工作分三个区域进行，布设5×5米探方36个，揭示龙窑遗迹2座、灰坑10个、灰沟1条，以及1条道路遗迹，总计揭露面积1013.5平方米。出土数十吨窑具和瓷片标本。考古发掘科学规范，层位关系清楚，遗迹明确清晰。

　　为了及时应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推进南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发掘单位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分析研究中心、景德镇陶瓷学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景德镇市陶瓷检测评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低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南窑的相关标本进行常量元素、微量元素以及吸水率、烧成温度的测试和研究。与上海博物馆联合通过对地层中的含碳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定和对瓷片标本的热释光年代测定，建立南窑系列瓷器样品的年代和热释光数据库。与广州海达数云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对南窑揭露出来的龙窑遗迹进行高科技扫描测绘、三维动画模拟设计和复原，为遗址今后的研究、保护以及展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掘成果及学术意义

　　经过这几年的发掘研究，尤其是2013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不少重要的考古收获和成果。

　　1、清理一座长达78.8米的龙窑，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掘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

　　全面揭露一条长达78.8米的龙窑遗迹，编号为2013JNY1，位于南窑村窑山东南部，窑头方向为北偏东30°，开口于第②层下，距地表0.3~0.85米。该窑为斜坡式龙窑，由窑前工作面、火门、火膛、窑床、窑墙、窑尾等几部分组成，整体水平长78米，斜长78.8米，宽1.6~2.4米，残高0~0.6米，窑床靠近窑头前16米较平缓，坡度为10°，后段略陡，为13°。窑顶坍塌，坍塌的窑顶烧结块带窑汗一侧留存有竹藤痕迹。

　　窑前工作面为不规则椭圆形土坑，长径4.2米，短径2.92米，深0.72米，底部呈弧状，中心最低。火门在火膛与窑前工作面之间，呈八字形。火膛呈半圆形，半径1米，宽度0.72~1.6米，最深0.68米。底部黑褐色烧结面留存一层黑色灰烬，夹有木炭颗粒，与窑床连接处有一道坚硬的斜坡挡土墙。

　　窑床呈长条形，斜长74.8米、水平73.6米，宽1.6~2.4米。由窑底和南、北两条窑墙组成。窑墙采用泥筑，壁厚0.15~0.32米，局部可见2层窑壁存在，尤其以窑前段明显，朝向窑室一面留有黑色烧结窑汗。北墙有13处窑门，前段的窑门较有规律，窑门之间的间距保持在4米左右。窑床内局部留存排列整齐的由6~7个支座、窑砖组成的支烧窑具。窑内出土有青釉和黑釉执壶、罐、盏、腰鼓等。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以及出土遗物，推断该龙窑使用竹藤类材料起劵，用泥糊砌，采用支座垫烧。是中晚唐时期的龙窑。

　　景德镇南窑龙窑遗迹长达78.8米，相比较此前在洪州窑、兰田窑、长沙窑、将口窑发掘的唐代窑址，不管是唐代六大青瓷名窑，还是一般民窑，长度都无法与其相比，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掘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也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窑炉遗迹。龙窑遗迹的发现填补了景德镇瓷器烧造窑炉形制最早形态的空白，在江西制瓷业发展史，乃至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窑室内多处部位保留排列整齐的原始状态装烧坯件的支座，对于了解当时龙窑的装窑工艺和装窑量提供了重要资料，为研究南窑的生产工艺流程、窑炉构筑技术和当时的手工业生产状况提供了依据。

　　尤为独特的是，叠压在Y1龙窑下面的另外一条龙窑，在窑床中段使用了方形减火坑的技术手法，这是以往龙窑遗迹中所不见的。

　　2、南窑遗址是瓷都景德镇境内最早的瓷业遗存，是瓷都景德镇的瓷业源头。

　　考古发掘地层清楚，所出遗物的特征鲜明，多具盛唐至中晚唐的特征，造型大者雄浑，小者精巧，釉色精美，为同时期江西窑场所罕见。器物的种类、釉色、装烧工艺与近年发现的江西余干黄金埠窑基本类似，但是有的釉色更为滋润，瓷器质量更为高档，如所出的玉璧底大碗质量更为上乘，所烧腰鼓的类型较黄金埠窑多样。装烧工艺也较黄金埠窑更为先进和丰富，高档器物多采用匣钵装烧。青釉碗、盘、罐类器物的形制、装烧方法与湖南长沙窑、江西洪州窑、浙江越窑同时期的同类器物类同，尤其是模印方形系罐、大块褐斑壶、釉下褐彩瓷与湖南长沙窑的作风雷同，制作工艺如出一辙，长沙窑是我国唐代中晚期以外销为主的名窑，其流行年代主要在808年至929年。玉璧底碗一般认为出现在中晚唐时期，为长沙窑、越窑的典型风格，南窑遗址出土的玉璧底碗与浙江慈溪市上林湖窑址出土的唐贞元十年（794年）玉璧形底足碗类似，玉璧底中孔挖足很浅，与福州怀安贞元纪年款窑址同出共有的玉璧底特征相近。所出土的青釉贯耳钵与黄金埠窑出土的“贞元”纪年款青釉罐造型一样。贞元是唐代德宗李适于公元785~805年的年号，据此判断南窑窑址的上限应在公元800年。从上层出土少量的圈足碗与酱釉执壶、碗等器物增多的特征推断，其生产下限当在公元900年。上海博物馆采用丹麦Riso-TL/OSL-DA-20热释光测定5件南窑青釉瓷片的年代在980~1050年之间，考虑误差，基本对应在830~900年之间。表明南窑历史悠久，始烧于中唐，兴盛于中晚唐，衰落于晚唐，烧造时间集中在公元800年至900年之间，距今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史。

　　虽然文献记载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历史有两千多年，《浮梁县志》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然而考古资料表明景德镇最早的瓷业遗存是景德镇昌江区湖田窑、黄泥头窑址下层十世纪晚唐五代时期生产青瓷和白瓷的窑业遗存，以及最近调查发现的浮梁县兰田晚唐青瓷窑业遗存。

　　这次的发现是瓷都景德镇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瓷业遗存，是唐代江西地区重要的陶瓷产地，不仅填补了景德镇地区唐代瓷窑遗存的空白，把瓷都景德镇的瓷器烧造历史向前推进一步，改写了景德镇地区制瓷史，甚至改写了中国陶瓷史，而且丰富了景德镇地区陶瓷文化内涵，为探讨景德镇陶瓷历史、探索景德镇的瓷业源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唐代制瓷手工业和青釉瓷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3、南窑遗址规模宏大，文化层堆积厚，遗迹丰富，布局合理，组织严密，瓷业旺盛，是全国少见保存完好、规模宏大的唐代青瓷窑址。

　　遗址文化层堆积非常厚，达1~3米，最深超过5米，规模宏大，分布面积仅窑山就超过3万平方米，是全国少见保存完好、规模宏大的唐代青瓷窑址。

　　遗址遗迹非常丰富，涵盖了窑址本体和采掘原料的白土塘、江湖塘、无蚯塘，及其交通体系乐安河、溪坑、畈上屋码头以及窑炉等反映制瓷工艺流程的作坊遗迹等，生产瓷器各道工序的遗迹齐全。这些遗迹保存较好，连成一片，布局井然有序，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制瓷工艺流程等方面能够再现唐代南窑制瓷的真实面貌，这些不见于以往景德镇古代瓷窑遗址考古发掘中，在南方地区也是罕见的，为研究唐代南窑的制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难能可贵的是，南窑村窑山北部散布大量窑具和瓷器残片，东西最宽200米、南北最长153米，地表可见13条明显隆起的脊状堆积，在两条隆起的脊状堆积之间的低洼处分布一长条状龙窑遗迹，由中心最高点向东、北、西呈扇形分布，总计有12条，龙窑的长度基本上在60米以上，在一个山头上如此密布大量的窑炉遗迹，可见当时社会组织之严密，窑业生产之旺盛，这在全国的窑业遗存中都是仅见的。

　　4、南窑制瓷技术高超，烧造水平一流，生产的瓷器质量精致，造型典雅，艺术性高，烧制技法和装饰艺术富有特色，有的技术走在同时期窑场的前列。

　　南窑的制瓷技术高超，烧造水平一流。产品明显分为普通大众所用的粗瓷器和质量高档的上品两类。上品瓷器胎质非常细腻，釉层均匀，釉色莹润，与长沙窑、越窑的高档瓷器可以相媲美。其烧制技法富有特色，出土窑具有支座、匣钵、匣钵盖、间隔具、火照、荡箍、利头、印模等。支座有长圆筒状、长喇叭形、覆盂形、覆桶形。产品的烧造采用龙窑进行，器物多数采用瓷泥衬块间隔明火叠烧，有的技术走在同时期的前列，少量高档产品如内、外壁满釉的青釉玉璧底碗、盘采用匣钵内置单件或者匣钵内置多件叠烧，这是南窑最具特色的烧造技法。

　　南窑器物的装饰以素面为主，追求釉面的效果，兼具釉斑和彩绘装饰，装饰方法主要有模印、褐斑和褐色彩绘。其中彩绘瓷器分为素胎褐彩、青釉涩胎褐彩、青釉釉下褐彩三种。素胎褐彩瓷器，外壁褐彩“八卦”纹，纹下褐色彩绘“西”“西北”“西南”款。青釉涩胎褐彩瓷器的器形有水盂、碗、钵，这类器物均为内外壁半施釉，彩绘内容多为字款，如彩绘“才”“宝”款，也有纹样、符号之类，如内底彩绘弦纹。施褐彩部位大多在碗、钵的内底，个别在器物外底足。青釉釉下褐彩器形主要是罐、碗、水盂。内容多见简笔缠枝花草纹，彩绘位置主要在罐类的肩腹部以及碗类的内腹壁。

　　5、南窑工匠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充分吸取长沙窑、洪州窑、越窑、鲁山窑的优点，形成个性独特、特色鲜明的风格，是唐代青瓷窑场的集大成者，部分产品具有外销的性质。

　　南窑工匠充分吸取长沙窑、洪州窑、越窑、鲁山窑的优点，所烧瓷器釉色种类多，有青釉瓷、酱黑釉瓷、青釉褐斑瓷、青釉褐色彩绘瓷以及素胎瓷，以青釉瓷为主。形成个性独特、特色鲜明的风格，是唐代青瓷窑场的集大成者。器物造型端庄，器形丰富，大者雄浑，小者精巧，有双系瓶、小瓶、执壶、盘口壶、大罐、中罐、小罐、大碗、中碗、小碗、盘、灯盏、钵、盏、瓮、水盂、盒、盆、腰鼓以及器盖等，以碗、盘、双系瓶居多。碗盘类瓷器流行圆饼足、玉璧底，见少量的圈足，还发现了人面埙、茶碾、瓷权、砚滴等罕见的器物。值得关注的是青釉、酱黑釉腰鼓和器形硕大的大碗器，有可能是为满足胡人所需而专门烧造或订烧的，彰显了唐代赣鄱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频繁的史实。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夹耳罐、穿带壶等具有重要断代意义的器形。夹耳盖罐是公元800年前后的新产品，是随着海上陶瓷之路的兴起而出现的，南窑出土的夹耳罐与1998年在印尼唐代“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夹耳罐相似。部分产品具有外销的性质。

　　6、南窑窑场的兴起是瓷都景德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先声，为后世瓷都景德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正因为南窑地处乐安河中游，濒临鄱阳湖东岸，处在古代中国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中枢，受到西部长沙窑陶瓷技术的传承，东部越窑陶瓷文化西进的影响，以及北部鲁山窑陶瓷文化的辐射，在洪州窑青瓷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当时工匠抓住了洪州窑青瓷类型窑场衰落，和越窑青瓷类型、婺州窑青瓷类型、寻乌窑青瓷类型窑场在江西地区没有完全发展兴盛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发达的水运条件、便利的交通孔道，加上丰富的瓷土资源，以及低矮的丘陵山区丰富的柴烧，使得南窑的瓷业兴旺发达。（发掘领队：张文江）

　　专家点评

　　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南窑遗址保存很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对于瓷都景德镇意义重大。工作小组的进展很快，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和《2012’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瓷器输出文化及文化影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的考古发掘非常好，揭露了唐代最长的龙窑遗迹。

　　徐长青（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南窑遗址考古是江西陶瓷考古的重要突破。首先是观念突破：发掘者带着问题去调查研究，使得整个工作具有针对性，最小范围地扰动地层，有效地保护了遗存；发掘过程中，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介入，全方位、多角度研究，获取了大量文物信息，提升了考古发掘的科技含金量；保护措施及时跟进，盖好了保护棚，修建了游步道。使得正常的考古发掘项目立刻转化成宣传文物保护政策、传播文物考古知识的公众考古乐园。其次是技术突破：随着考古领域不断引入现代科学技术。从调查发掘到采集到记录再到展示利用，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例如利用全球地理信息系统，南窑遗址考古从调查到布方到记录，工作效率高，信息准确，资料翔实。最后是成果突破：南窑遗址发掘出完整的唐代龙窑，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长唐代窑炉，还出土了一批兼具洪州窑、黄金埠窑、越窑、长沙窑等多种陶瓷文化特色的产品，表明最迟在唐代，一条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陶瓷文化交流线路就已经逐渐形成了。

　　栗建安（福建省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江西景德镇唐代南窑遗址考古发掘的收获，不仅是2012～2013年度江西考古的重要成果，也是近年来中国陶瓷考古的重要发现。唐代长窑本不多见，更出土一批仿越窑、长沙窑、洪州窑、鲁山窑等同时代名窑的精美产品，充分表明当时南窑窑工们在窑炉构筑、陶瓷制作、产品烧成等窑业工艺与技术上达到了高超的水平，从而证明景德镇窑业的先进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传承。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南窑遗址的发掘有以下四个特点：

　　1、南窑遗址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对遗址进行测量、定点、整体布方，建立整套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考古发掘科学规范，对龙窑遗迹进行多处解剖，方法领先，作风严谨。

　　2、南窑遗址考古发掘收获意义重大，发掘出非常多重要的信息，为南窑遗址和唐代乐平、景德镇的陶瓷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

　　3、南窑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湖南长沙窑异曲同工，应该是当时社会文化交流的产物。

　　4、南窑遗址为景德镇的窑业体系找到了一个源头，瓷都景德镇的窑业体系会更早，为下一步工作找到了突破口。

　　彭印 （江西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南窑遗址非常重要，是瓷都景德镇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窑业遗存。窑业生产的体系较全，原料场地等遗存都有。不仅填补了乐平市唐代瓷窑遗存的空白，把瓷都景德镇的瓷器烧造历史向前推进一步，改写了中国陶瓷史。丰富了景德镇地区陶瓷内涵，为探讨景德镇早期的陶瓷历史、探索景德镇的窑业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青釉瓷器发展史和我国陶瓷发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刘成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南窑遗址规模宏大，文化层堆积厚，窑业旺盛，遗迹丰富，是江西地区一处重要的独具风格、特色鲜明的唐代青瓷窑场，具有长沙窑风格、洪州窑、越窑和河南鲁山窑的特点，部分产品具有外销的性质。产品的烧造采用南方地区流行的龙窑，多数采用明火烧造，少量高档产品采用匣钵先进工艺，制瓷技术高超，烧造水平一流，生产的瓷器质量精致，造型典雅，艺术性高，烧制技法和装饰艺术富有特色，有的技术走在同时期窑场的前列。

　　为了更好地保护南窑，建议把南窑遗址作为景德镇重点窑业文化遗存，纳入景德镇陶瓷大遗址保护体系中来进行发掘、研究和保护。

　　江建新（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乐平南窑遗址，位于景德镇市西南，与景德镇市浮梁县东南湘湖一带晚唐至宋代窑址密集区毗邻，文献记载，乐平与浮梁唐代均为饶州管辖。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湘湖晚唐窑址青釉瓷的造型、胎、釉以及装烧工艺，与南窑出土遗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当受南窑的直接影响。因此，南窑窑址可视之为景德镇地区目前发现的烧造历史最早的窑场，这对研究探索景德镇地区早期窑业的技术源流、传播与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南窑是江西地区新发掘的一处唐代中晚期的瓷窑遗址。从已发掘的情况看，该遗址有以下四点尤其值得重视：第一，龙窑窑炉的砌造方法，龙窑达到78.8米，是已知唐代窑炉中最长的一条，而且该窑炉是在同一基址上多次修砌使用。第二，从产品风格和内容看，到唐代中晚期以腰鼓为代表的宫廷雅乐已在江西地区普及，同时这种腰鼓是来自龟兹（西域）的音乐，和长沙窑所见的装饰内容一样为域外文化因素，它们出现在南窑窑场的产品中，表明江西地区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性。第三，从使用匣钵和有部分精细产品看，该窑场不仅生产一般的商品用瓷，也可能生产部分供应上层社会的精品。考虑到文献记载晚唐时期饶州的茶事以及其瓷器曾被贡至长安，再兼顾景德镇地区在晚唐时期的所有瓷窑场的产品质量，则不排除南窑的产品就是当年饶州向长安进贡的内容。第四，窑场具有越窑、洪州窑、长沙窑、鲁山段店窑等不同窑场产品特点，表明南窑不仅开始从事窑业生产之时即具包容性、创新性，还是唐代先进文化的代表，比如贡瓷、外销瓷等，是唐代多民族国家繁荣富强，多文化因素融合的结果，更是江西陶瓷文化发展的结果，这种传统正是景德镇能成为瓷都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