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9日电 据“穿越中国”网站报道，“我们的生命很独特，人没有权利忽略这种存在。六世纪的中国古人就以《文心雕龙》带着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谦卑之心来欣赏和尊重生命，”奥地利汉学家、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说，结缘中国四十年是一生之幸。

　　当很多中国人对于《文心雕龙》的印象尚停留在“古代经典”的概念化的模糊印象上，这位来自欧洲的汉学家“非常强烈推荐好好读这本书：尤其在今天这个世界，尊重每个人、每个民族，承认历史的发展，这是对现在和未来的责任。”

　　从1974年到2014年，他的中国印象里有刚到中国就赶上的“文革”时批林批孔、学工学农，有向维也纳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有今天作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向世界传递汉语之美、中国智慧。

　　“四十年间，从西方到东方见证中国发展变化——空间上有跨越，在时间跨度上也有了一定‘历史距离’。这四十年是我从单纯到思考、反思的成熟过程，对于自己国家、不同制度当今的处境和发展出路也有了多角度思考，”李夏德说。

　　循着《文心雕龙》，他随着中国古人从遥远的宇宙去看小小的地球，“每个生命时间在宇宙中显得多么短促，又多么微小而脆弱，如何珍视它的存在都不为过。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该更为理性和公平地对待自己和别人、文化与社会的多样性，处理人与自然和资源的关系。”为此，他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的院刊定名《文心》，以示敬意。

　　机缘：偶然中的必然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眼中都是遥远而神秘的，很少有外国人能到中国去。“中国和西方开始有了交往，门小心地打开了。突然，一个奇妙的机缘出现了——我得到了政府奖学金到中国留学，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李夏德说。

　　“很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对于各种语言尤其是汉语、印度语、阿拉伯语这样的非西方语言都很有兴趣，甚至想过创造一种神秘的语言，”李夏德说，直到1971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大学还没有汉语系，他只好先选择了日耳曼研究并学习英语、古典冰岛语和爱尔兰语。

　　1971年5月，奥地利和中国建交。1973年，维也纳大学设立了汉学系，李夏德顺利成章地圆梦成为了第一届学生，还做了系主任的助理。终于有一天，到中国留学的机会摆在他面前。

　　“这个决定在当时绝对是勇敢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父母勇敢。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谢他们的当时的支持，要知道他们在四十多岁才有了我，而当时我们对于中国全部的消息就是偶尔关于文革的传闻，不知道中国究竟是怎样的，”李夏德说，爱好旅行的父母在这个决定面前显得比其他人都淡定，给予支持。

　　从五岁开始，李夏德就“突破了小小的奥地利”。他随着父母坐汽车、乘火车几乎游历了欧的东部、西部和南部的所有国家；中学毕业后，他自己又开始游历北欧的国家。

　　“早在三岁左右，父母就带我到过奥地利的冰川地区徒步。那时候我就开始见识到自然之美，而这种对美的感受让我在日后接触到汉语、游览中国时有了莫名的亲近，”他说。

　　终于，他踏上开往中国的国际列车，维也纳-莫斯科-北京，一路向东，历时十天。从北京火车站出来，奥地利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把他和另外一位同学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从市中心好像没多久就开进了郊区，一路除了军车和公交车，只有很少的其他车辆，自行车倒是显得特别多”。

　　“放下行李，我们就买了自行车，等不及去看看北京的样子。结果一骑车出去，郊区没有灯，也没什么车——偶尔有车开来，就是在黑乎乎的下坡路下也不开灯，那是为了节约。”李夏德说，现在反了过来，中国的汽车多了，而欧洲人骑自行车的越来越多了。

　　他和同学们还完成了一次今天说起来都印象深刻的骑车旅行，他们从北京西北部的学校一直骑到十三陵，把所有能看的陵寝都参观了，其中除了定陵，都是没有修复的自然状态。他说，“中国的郊区和农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仍然处于非常自然的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提醒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而小心去思考发展对自然带来的影响。”

　　“那时的中国，在我眼里是全新的世界，从未想过，太不一样了，”他说，更感以外的是，在中国一年的留学经历中，他还有机会来到郑州，以及留下毛主席印记的韶山和湘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