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遏制+接触”战略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基调。美国认为当前中国的发展趋势离美国的预期渐行渐远。特朗普上台后，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三个文件的发布，越来越显示出美国开始逐步放弃“遏制+接触”战略，并向“遏制+竞争”进行转变。今年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就是美国其对华战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尽管这次贸易战中带有明显的“特朗普交易”特色，但突显了特朗普团队对华战略调整的三大内在逻辑，即政治逻辑，贸易战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景下政治精英的首选战略手段；经济逻辑，贸易战是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景下经济结构重构的现实战略考量；金融逻辑：贸易战是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景下修复金融殖民体系的重要战略筹码。可以预料，特朗普执政期间，尽管中美合作还有很大空间，但以“美国再次伟大”为目标的大国战略博弈会更加突出，类似贸易战的情况会更多。

　　【关键词】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战略；战略转变；中美关系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对华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后，美国对华战略开始出现重大转变。美国今年3月初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最后剑指仅占美国钢材进口总量2.75%的中国，并悍然发动贸易战并不断升级。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极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防止出现任何国家或集团挑战美国霸权。国际问题专家倪峰认为，观察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思维，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看：第一个维度是地缘战略，第二是意识形态，第三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第四则是国际秩序方面。[1]本文试从此次贸易战即国家利益视角来分析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逻辑。

　　“遏制+竞争”战略的内涵

　　“遏制+接触”战略是美国自尼克松 1972年访华以来对华战略的主基调。“遏制”是防范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挑战霸权的大国，“接触”是通过交往融合将中国拉进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遏制+接触”就是确保中国能够按照美国的预期发展。尽管在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战略有所调整，但这个主基调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然而，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尽管在一年内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及通话沟通，但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消极成分比重逐渐扩大，其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越来越浓。2017年12月19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33次提到中国，视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新战略》，不仅提倡全方位国家战略竞争，而且第一次把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恐怖主义列为对美国同等重要威胁；1月30日，特朗普在2018年度国会国情咨文中，仍然把中俄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并第一次使用“rivals”（对手），比过去“competitiors”（竞争者）更进一步，而且强调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包括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可以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新战略》的发布，标志着美国“遏制+接触”战略基本宣告终结，开始转向“遏制+竞争”阶段。

　　国际关系中， “战略竞争者”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定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最高国家利益和目标，运用政治 、经济 、文化和军事等多种手段，在国家战略层次上相互攀比、你追我赶的状态。[2]因此，“遏制+竞争”战略是指在政治、经济、金融、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展开竞争，阻止中国的发展，防范中国崛起成为一个霸权挑战国的综合战略安排。奥巴马曾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而特朗普则声称“让美国再次伟大”。尽管表述不一样，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作为来看，其更倾向于从零和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经贸关系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特朗普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占了美国便宜”。“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竞争，而美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中国公司与美国做生意很容易，但美国公司与中国做生意就没那么容易。我们进入中国做生意要支付巨额税收，可当中国对我们出售东西时，我们却没有收税”。[3]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且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的期望越来越远，美国对华不信任日益加剧，不仅对中国借助市场经济却没走向西方民主制度感到失望，而且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警觉。美国越来越认定崛起的中国更像是一个挑战者，美国对华焦虑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倾向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应对中国。此次贸易战正是在美国精英这种集体焦虑背景下发动的。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战略迅速发生转向，不仅表现在经贸领域，而是在各个领域对中国形成竞争态势。在文化方面，排斥孔子学院，认为是中国文化正在侵略美国社会；在社会方面，收紧高科技专业中国留学生签证，认为中国“学术间谍”正在渗透获取美国科学技术，成为美国创新基础的威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上台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更迭，重要内阁成员基本都是对华鹰派人物。这些对华鹰派人物的全面上位，也预示着美国对华战略将向“美国优先”背景下大国冲突甚至是大国对抗进行转变。21世纪，北京和华盛顿的最大使命就是填平“修昔底德陷阱”，避免人类文明“开倒车”、往回走。能否在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共处，成为考验两国关系最突出、最紧迫的战略性课题。

　　中美贸易战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标志性事件

　　特朗普及其经贸政策团队主要成员向中国发难的设想由来已久，本次发难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其长期主张的落实。[4] 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中美双方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到2535亿美元，创下了世界经贸史上罕见纪录。这样的贸易大单突显了中国愿意消除贸易顺差的诚意。但是，美国方面仍然不满意，认为中国原有的市场准入限制并没有放开，只是增加了进口数量。于是，悍然发动贸易战。中美双方经过三轮磋商后，达成初步谈判意向，但特朗普却又屡屡失信，变本加厉。尽管很多贸易制裁措施还停留在“嘴炮”上，还没有正式付诸实施，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对全球经济信心造成重创。这场由美国发动的，中国被迫应战的贸易战，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中美贸易战是一次世界发展方向之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尽管美国保持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贸易逆差，但美国却从全球化中获得大量收益——美国跨国企业因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土地、人力成本而获得超额利润；美国人民享受着全世界物美价廉的商品，却承受超低的日常生活成本，享受着较低的通货膨涨。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人类面临众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社会何去何从？显然，美国从2016年总统竞选开始，民粹主义粉墨登场，“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美国优先”大行其道，愈发崇尚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先后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启北美自贸协定等，特朗普完全是从美国优先、以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之道大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普遍困惑面前，中国理念之光，照亮了人类发展前程。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中方将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据美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数据显示，在4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开展进一步制裁后，“强烈支持”特朗普的受访者在两天内由34％跌至30％；[5]在4月30日调查中，美国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从3月份的102.0跌至97.8；[6]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WSJ）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39%的美国人赞成特朗普的工作表现，而57%的人持反对意见。[7]这些数据证明，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不得民心。美国越是打贸易战，就越拉低美国的信誉。贸易逆差是一个多边问题，如果美国强迫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只能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不但将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而且将对国际分工体系和生产网络价值链的正常运转产生破坏性影响。[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G7峰会之后指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已损害了全球商界信心，市场一直奉行的自由贸易受损，成为经济前景的最大不明朗因素。[9]因此，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是过时的、倒退的行为，是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多边主义、美国保护主义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挑衅，是“美国优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是一次世界发展方向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