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解题:字面义与蕴含义 

　　词、短语、句子的语义有的是字面义的总合,一眼就能看出;有的在词的字面或句法结构的表层没有直接表现,而是以义素的身份隐含在词或句法结构当中,我们把前者叫做字面义或表层义,把后者叫做隐含义或蕴含义。本文所说的隐含义是一个泛化概念,除了包含对词和句法结构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分解所得到的语义单位——义素外,也包含对句法结构的语义进行衍推后所得到的蕴含义。一句话,本文所谓隐含义,是指词和句法结构固有的、但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得到显现的语义。

　　2、“差一点”隐含义的显现 

　　1959年朱德熙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说“差一点”》一文。在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文章里,朱先生很敏锐地观察到以下两类现象:

　　A类(不希望的),肯定式“差一点打破了”和否定式“差一点没打破”意思都是说没打破;

　　B类(希望的),肯定式“差一点及格了”和否定式“差一点没及格”意思却不一样,肯定式表示否定的意思,否定式表示肯定的意思。

　　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说过:有时候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价值。朱先生这篇提出肯定式与否定式语义不对称问题的文章正应了这句名言。江蓝生(2008)以概念的叠加对各类肯定式、否定式不对称的现象做了统一的解释,认为“差一点VP”(VP为不希望的事情)的隐含义为“没VP”,字面义与隐含义二式叠加就产生了叠加式“差一点没VP”,叠加式产生的动因是为了把隐含义显现到句法结构表层,以表达侥幸、后怕的主观情绪,增强句法结构的主观性和色彩义。即:

　　差一点打破+没打破→[差一点没]打破

　　在“差一点打破了”句中,“差一点”的字面义为“表示事情接近实现”,它的隐含义是“表示事情没有实现”,即“没打破”①,也就是说否定义“没”就是“差一点”的隐含义。在肯定式“差一点打破了”句中,“差一点”是焦点,隐含义“没打破”不是表意重点,因而不必在句法平面得到表现。当说话人为了达到某种交际意图如加强语义强度、突显主观情态时,就有意识地把这层隐含的语义显现到句法平面上来,从而整合为否定式“差(一)点儿没打破”这种新的句法结构。这种新整合而成的否定式的深层结构与通常的原型否定式“[差一点]没VP”不同,是一个异句法结构:“[差一点没]VP”。

　　通常说“差一点打破”跟“差一点没打破”语义相同,都表示否定(没打破),这是从基本意义说的。如果否定式跟肯定式没有任何区别,就不符合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是,整合前的肯定式“差一点VP”主要用来描述一种事态,一般不涉及说话人对这种事态的态度或看法,因此语句传递的主要是一种客观性的命题意义;而整合后的“[差一点没]VP”句法结构则不仅描述真实世界中的一种事态,而且也表达出说话人对该事态的态度或看法,语句中同时传递出一种主观性的评价意义。也就是说,这两种句法结构在话语-语用功能上有客观性和主观性之别。正如吕叔湘(1999)所揭示的,依据希望或不希望等不同情况,“差一点”与“差一点没”或表示庆幸或表示惋惜。例如“碗差一点打破”,这句话带有陈述事实的客观性,而“碗差一点没打破”则是渲染自己后怕的心情,有较强的主观性。语言形式的主观性或客观性又跟信息量的大小密切相关:语言形式的主观性越强,其信息量越大;反之,主观性越弱,信息量越少。举例来说,有架航班出事故了,某甲说“我差一点坐那架飞机”,某乙说“我差一点没坐那架飞机”,显然,某乙的话比某甲的话表达的语义更丰富:既为差点儿坐那架飞机感到后怕,又为没坐那架飞机感到庆幸。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要表达主观评判的情感色彩时倾向于选择否定式,这恰好可以用来解释隐含义为什么会被显现到句子表层的语用动因和功能。即:

　　希望的事情(及格) 不希望的事情(打破)

　　[差一点]VP 没及格(惋惜、遗憾) 没打破(后怕、庆幸)

　　[差一点]没VP 及格(后怕、庆幸)

　　[差一点没]VP 没打破(强调后怕、庆幸)

　　语表相同的句法结构在不同的语境里会产生不同的认解效应和重新分析,希望的事情与不希望的事情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在希望的事情这一语境中,“差一点没VP”被认解为典型的否定式“[差一点]没VP”;在不希望的事情这一语境中,“差一点没VP”被认解为叠加式“[差一点没]VP”。这种不同的认解和分析是基于人们对事理的一般思维逻辑。因为希望的事情是人们所期待的,它差一点实现与差一点没实现都有实际的交际意义。与此不同,不希望的事情是人们不喜欢、想要避免的,因此说不希望的事情差一点儿发生有意义:不希望的事情差一点发生是非正常情况,属于意外,需要去说;而说不希望的事情差一点儿没有发生没有意义:意外的事情没有发生是正常情况,属于常态,无须用“差一点”去说。再说,不希望的事情(矿难、死亡)如果已经发生了,还说“差一点没发生”就更无意义了。也就是说,当“差一点”修饰不希望的事情时,由于逻辑事理(这是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具备的能力)的限制,在句法上只有单向表达的肯定式而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原型否定式。即:

　　差一点发生 差一点没发生

　　希望的事情 + +

　　不希望的事情 + -

　　“不希望的事情”原型否定式的缺位为其叠合式(异构否定式)的出现留下了空间,叠合式“[差一点没]VP”只是肯定式的强调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否定式。许多哲学家认为:逻辑其实是语言的一种深层语法,只要有语言能力,就必定有逻辑能力。具体到“差一点没摔倒”这类否定句来说,人们在一般逻辑事理的背景知识作用下,不会把它当作原型否定式来理解,而是自动认解为肯定式的强调式(叠合式)。语言跟逻辑思维的关系密不可分,思维的逻辑制约着句法结构的语义认解。上面的语言事实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十分有利的佐证。

　　句法环境是语言变异的外部条件和关键因素,但有时语境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句子的上下文、篇章联系等。朱先生的文章揭示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希望的事情与不希望的事情,正是这种特殊的语境对“差一点”构成的肯定句与否定句句义产生了或对称或不对称的根本影响。这非常具体而有力地说明有时语境不只指上下文句法环境,它还包括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评判、人们共有的思维逻辑以及各种常识等等。②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正是在此基础上,笔者得以对“差一点没VP”句做出上述进一步的解释。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解释得到朱先生的学生马庆株教授(他曾做过该题目的研究)和许多汉语语法学者的认可。笔者在那篇文章中还讨论了“没VP之前”与“除了NP/VP之外”等叠合句,其产生动因与形成机制与“差一点没VP”情况基本相仿。“VP之前”的隐含义为“没VP”,“除了NP/VP”的隐含义是“在NP/VP之外”,为了强调所要表达的语义,隐含义被显现到句子表层,占据了一个位置,从而引起了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叠合句(异构否定式)。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3、“我两个”隐含项的显现——数量词“两个”的语法化 

　　汉语的介词系统中有一类介词能兼做并列连词,我们把这类能兼做并列连词的介词称为连-介词。江蓝生(2012)揭示汉语的连-介词至少由三类动词虚化而来:

　　1)伴随义动词:与、及、共、同、和、连、将、跟

　　2)使役义动词:唤、教

　　3)给予义动词:与、给(“与”自上古就兼有伴随义和给予义)

　　关于源自伴随义动词的连-介词,历史语法学界讨论得比较充分,而对于源自使役动词和给予动词者,或尚乏人问津,或语焉不详。江蓝生(2012)考察后认为,使役动词、给予动词之所以能语法化为连-介词,关键是它们通过组合关系的变化引起了词义、原句式结构与语义的变化——进入变异兼语句,由此获得了跟伴随动词相同的“一起VP”的核心语素义。与上述源自三类动词的连-介词不同,该文还揭示数量词“两个”语法化为连-介词的语用动因是将同位语“X两个”的隐含项Y显现到句子表面而引起的(“两”是“两个”的省略)。

　　据储泽祥等(2006)调查,在湖南西南官话常澧片的慈利、汉寿、安乡,湖北仙桃,湖北汉川市杨水湖,湖北天门,武汉江夏等方言点里,“两个”除做数量词外还可以用作并列连词,连接词或短语(“个”读轻声)。其中有些方言点“个”能脱落,“两”独立也能用作连词。笔者籍贯湖北仙桃(原沔阳县),从家乡人口中得知“两个、两”可用作连词和介词,其功能与“和、跟”等连-介词相同。下面先看湖南慈利通津铺话里“两个”的特殊用法(例皆引自储泽祥等2006):

　　1)并列连词

　　(1)我两个老妈子一路去的(“我和老婆一起去的”)

　　(2)我两个两个老师一路来的(“我与两个老师一起来的”;后面的“两个”表数量)

　　(3)书记两个县长都来哒(“书记和县长都来了”)

　　(4)排球两个篮球我都会打(“排球和篮球我都会打”)

　　(5)煮饭两个炒菜他都搞不好(“煮饭、炒菜他都不行”)

　　2)介词

　　(6)你两个他比下子(你跟他比一下)

　　(7)莫两个他讲话(别跟他讲话)

　　笔者从堂妹江梅秀(62岁,高小文化,农民)的谈话中记录了湖北仙桃话里“两、两个”的连-介词用法,除了“两”更为常用外,其他用法跟湖南通津铺话没有什么不同,故例句从略。

　　以往的研究表明,连-介词几乎都是由动词语法化产生的,像通津铺话、仙桃话这种从数量词“两个”虚化为连词和介词的现象实属异类。那么,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其演变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引发“两个”语法化的直接诱因是在口语交际过程中同位短语“我两个”中的隐含项被显现造成的。

　　慈利通津铺话、仙桃话中,用“两个”表示数量的格式有两个,一是偏正结构“两个X”,二是同位结构“X两个”。那么,用作连词的并列结构“X两个Y”是来自“两个X”呢(在“两个X”前面加Y项),还是来自“X两个”呢(在“X两个”后面加Y项)?我们判断应该源自表示数量的同位结构“X两个”而不是偏正结构“两个X”。因为,如果在偏正结构“两个X”(如“两个儿子”)前面添加名词项“Y”(如“我”),作“Y+两个X”(我+两个儿子),其概念义为“我(的)两个儿子”或为“我(有)两个儿子”,与“我和儿子”的概念语义相左,没有重新分析为并列结构的语义基础。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从同位结构“X两个”后面添加名词项演化而来。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在什么句式或语境里、是什么原因促使说话者要把“X两个”说成“X两个+Y”?

　　“X两个”的语义可分解为:X和Y两个人。具体到“我两个”短语来说,其语义就是“我和另一个人(不管那个人是谁)”,在“我两个一路去”(“我两个”做主语)“屋里只有我两个”(“我两个”做宾语)这类句子中,短语“我两个”中只有其中之一“我”是明示在句子平面的,另一个人是谁没有说出,隐含在短语结构中。通常,在口语语境下,另一个人是谁对于交际双方都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无需指出。但是当对方不明详情或说话人在说话过程中临时想要明示另一个人是谁时,就会从“我两个一路去的”生成“我两个大姐一路去的”,从“屋里只有我两个”生成“屋里只有我两个婆婆”这种句子。在这种句子中,“两个”由原来处于同位主语的位置改变为位于名词X和Y两项中间,这恰好跟并列连词的位置吻合。这就是说,隐含项的显现使句子结构发生了变化,使“两个”在新句法结构中的句法位置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结构与语义的重新分析,分析的结果就是“两个”被视为联系并列关系的X和Y的连词。“两个”语法化的初始语境是表示同位关系的“我两个”做句子的主语或宾语,语法化的动因是说话人感到需要明确指出共同行动的另一个主体,从而促发把隐含的主体显性化,使得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被聚焦凸显的成分在特定语境中被聚焦凸显。一旦隐含的主体被显现到句子平面,就引起句子结构的变化,通过重新分析的机制使得“两个”占据并承担起并列连词的功用。当这种句子被习用后,就逐渐固定为一种造句模式。

　　“两个”表示X和Y,“我两个”的结构语义为“我和另一个人”,这是它发生虚化的语义基础。“两个”位于X、Y两项之间,这是连词的典型位置,为它的语法化提供了必要的句法环境。随着“两个”反复在X、Y两项间出现,两项间隐含的连接关系就会被“两个”吸收,在推理机制的进一步作用下,“两个”就被重新分析为连词。以上就是“两个”虚化演变的理据性。

　　由数量词“两个”演变为连词,这是第一步;突破其出现的原始环境,逐步扩展到同类的语境中去是第二步。“两”的功能由连词扩大为介词是由于句法上平行虚化机制的作用(“与、和”等表示共同义的虚词都兼有连词和介词功能)。随着“两个”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位于连-介词“两个”前后的两个名词项就不限于单数的人了,可以表示复数,可以用于物与物之间,甚至可以用在动词之间(当然这些动词带有一定的指称性)等。下面根据上述分析和储泽祥等(2006)提供的语言事实,对“两个”的语法化路径作如下概括性描述(除表示原发语境的例子外其他例句皆取自储文):

　　(8)我两个一路去的(原发语境)

　　→(9)我两个妈妈一路去的(显现Y项,偕同连词)

　　→(10)书记两个县长都来哒(X项不限于代词)

　　→(11)我两个两个老师一路来的(主语不限于双数)

　　→(12)排球两个篮球我都会打(扩大到物)

　　→(13)煮饭两个炒菜他都搞不好(扩大到动词)

　　→(14)你两个他比下子(连、介两可)

　　→(15)莫两个他讲话(介词)

　　江蓝生(2012)指出汉语连-介词语法化的路径有两种:其一,线性的,即“动>介>连”,如源于伴随义动词“将、连、跟”的连-介词和源于给予义、使役义动词“与、给、唤、教”等的连-介词。其二,辐射性的,即“动>介”和“动>连”同时发生,如源于伴随义动词“与、及、共、同、和”等的连-介词。根据我们本节的论述,我们发现数量词“两个”先在隐含并列项的短语“我两个”做主宾语的句子中虚化为连词,然后依循平行虚化的机制扩大功能,产生各种介词的用法。这种特殊的语法化现象提供了一种由“连>介”的逆语法化路径的实例。这是因为“两个”的语法化起因不是通常的实词虚化,它不是通过“两个”在上下文语境中词义的虚化为起点的,而是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主观增添句子成分、引起句子结构改变引起的。说话人要把“两个”所隐含的主体明示出来,是为了加强言语表达的明晰性,这种由语用动因诱发和促动的句法创新跟“[差一点没]VP”类叠合句法结构的产生属于同类现象。

　　汉语连介词的产生起码提供了三种语法化模式:动>介>连,“动>介”和“动>连”并行,连>介。这说明由于语言种类和语言现象的复杂多样,语法化的模式也具有相应的多样性,认为只有第一种模式的看法忽略了这种多样性,是有失偏颇的。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各种语言包括汉语在内,绝大多数情况下语法化的路径都是遵循着由实到虚,由较虚到更虚的原则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条语法化的通则,但我们也不能把它绝对化,对例外和特殊现象加以科学的解释正是研究者的着力点。事实上尽管“两个”的语法化有些“另类”,但它同样是语义、语用和句法的合力所促成的,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同样借助了类推、重新分析的机制,此所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也。

　　4、无标记动结式隐含义的显现 

　　这一节用隐含义素的显现解释“V得(O)C”及“V教(O)C”式动结式的产生。根据结构语义学的义素分解法,可以把动结式(使成式)的语义分解为“动作V使受事对象O得到(或达到)结果C”。在“VC”式中,动作V和结果C在句法结构表层得到显现,受事对象在“VOC”动结式(也称隔开型动结式)中被显现。相对于V、O、C三个成素来说,“使——得到”的义素是隐含的,它在句法结构表层没有显现,是“VC”或“VOC”动结式的隐含义素。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为了表达的明晰,或为了强调,说话人会刻意将隐含的义素显现在句法结构的平面上,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句式。

　　据学者研究,隔开型动结式“VOC”与非隔开型动结式“VC”都产生于六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使用。宋元以后逐渐衰落,现代仅存于某些方言之中。(详见蒋绍愚、曹广顺2005:305—351页)为行文简约,下面主要以隔开型动结式“VOC”为例加以说明。

　　在汉魏六朝唐宋时期的白话文献中有大量隔开型动结式“VOC”句式,其中“O”是“V”的受事宾语,“C”是“V”的结果补语。例如:

　　(16)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

　　(17)寡妇哭城颓(《懊恼曲》)

　　(18)当打汝口破(刘宋刘义庆《幽明录》)

　　(19)今当打汝前两齿折(元魏慧觉《贤愚经》)

　　(20)仍更打他损伤(《敦煌变文集·燕子赋》)

　　这类句法结构都隐含着致使义素,跟汉代就出现的连动式“V(O)令/使C”有关:

　　(21)煮米令熟。(《伤寒论》)

　　(22)发,拨也,拨使开也。(《释名·释言语》)

　　“煮米令熟”可以看作是“煮米令(米)熟”的简省式,由于连动句中两个动词的宾语同指,所以省去后面的一个。据此,上举无标记的隔开型动结式的深层结构可以还原为一个隐含了致使义素的动宾句与使动兼语句的叠加句,即:

　　(16’)吹我罗裳+(使我罗裳)开

　　(17’)寡妇哭城+(使城)颓

　　(18’)今当打汝前两齿+(使汝前两齿)折

　　(19’)当打汝口+(使汝口)破

　　(20’)仍更打他+(使他)损伤

　　在两个句式叠加整合时,要将重复的名词成分删除其一,以构成叠加句。③

　　大约自唐代开始,为了使无标记动结式的隐含义素“使——得到”在句法结构表层得到显现,分别产生出带“得”或带“教”标记的动结式。

　　为了凸显隐含义素“得到、达到”,将动词“得”明示到“VC”、“VOC”句法结构表层,产生出“V得C”、“V得OC”式。例如:

　　(23)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贾岛《易水怀古》)

　　(24)过得两年,院主见他孝顺,教伊念《心经》。未过得一两日念得彻,和尚又教上别经。(《祖堂集》卷6)

　　(25)三十六巷寻得遍,都不见那情人面。(《张协状元》39出)

　　(26)实时扶起来,救得苏醒。(《警世通言·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这些例子中“V得C”都相当于“V到C”,其中的“得”去掉也无语义上的不同。例如:

　　(23’)流得尽=流到尽=流尽

　　(24’)念得彻=念到彻(念到完)=念彻(念完)

　　(25’)寻得遍=寻到遍=寻遍

　　(26’)救得苏醒=救到苏醒=救苏醒

　　可见它是个另加的成分。“V得OC”唐时初见,宋时逐渐少用。例如:

　　(27)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白居易《琵琶行》)

　　(28)渔人抛得钓筒尽,却放轻舟下急滩。(崔道融《溪夜》)

　　(29)不经旬月中间,后妻设得计成。(《舜子变》)

　　为了凸显隐含的“致使”义素,将使役动词“教”明示到“VC”、“VOC”句法结构表层,产生出“V教C”、“V教OC”式。例如:

　　(30)愁因暮雨留教住,春被残莺唤遣归。(白居易《闲居春尽》)

　　(31)惹教双翅垂(《花间集》卷五张泌:胡蝶儿)

　　(32)我若见遮臭老婆,问教口哑却。(《景德传灯录》卷八)

　　(33)看教心熟|嚼教烂(《朱子语类》)

　　(34)挤教干(《警世通言》)

　　(35)抢教空(明阮大铖《燕子笺》第二十三出金钱花)

　　但是,由于“使……得到”既含致使义又含达到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行为过程,很难划出一个明显的分界,所以有些“V教(O)C”句式的语义跟“V得(O)C”逐渐趋同而并无区别,例如:

　　(36)怯教蕉叶战,妒得柳花狂。(白居易《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因广为三十韵以和之》;可解为“怕得蕉叶发抖”)

　　(37)染教世界都香。(辛弃疾《清平乐·忆吴江赏木犀》。可解为“染得世界都香”)

　　(38)打教伊皮开见筋。(《杀狗记》第六出浆水令。可解为“打得他皮开见筋”)

　　(39)打交皮破|看交真(明《说唱词话》。可解为“打得皮破|看得真”)

　　由于带标隔开型动结式的语义重点是“结果”,在语言的经济原则作用下,“V教C”、“V教OC”式逐渐衰微,未能延续至今,“V得C”、“V得OC”式在竞争中胜出。不过在某些存古较多的方言中还保留着“V教C”、“V教OC”式的遗迹,例如河南方言“晒叫干些儿”。闽南话中的“V乞OC”式就是“V教(O)C”式的留存(“乞”是闽南话的授予动词,引申为“让、教”,用如使役动词):

　　(40)(旦)且慢,父也是亲,母也是亲,你咒誓着,咒乞伊明白。(《荔镜记》)

　　“咒乞伊明白”就是赌咒发誓让他明白。

　　语法史资料表明,隐含致使义素的“VC/VOC”句法结构出现在先,隐含义素显性化的句法结构“V得(O)C”“V教(O)C”出现在后,“得、教”的显现使原动补句法结构V与C之间的隐形语义关系表层化,被赋予了语法标记,这种由“隐”到“显”的变化是应交际明晰性的要求而产生的。

　　5、余论 

　　古今汉语因隐含义的显现而引起词汇、句法结构发生演变的现象并不罕见。胡敕瑞(2005、2008)揭示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词汇发生的“从隐含到呈现”的变化,即一些原本融合在同一形式之中的概念后来被离析出来并分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如:崩→山崩、驰→马驰、鞭→皮鞭、睹→目睹、拱→拱手、钓→钓鱼、礼→行礼、雨→降雨、饱→食饱、出→步出(符号“→”表示“呈现为”),以及这种变化对汉语词类、工具格式和宾语语序等三个方面的影响。胡敕瑞(2008)研究的思路是从词汇到语法,看句子如何因为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本文观察到的则是从句法结构本身因隐含义或隐含项的显现而发生的结构上的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任何情况下句法结构隐含义的显现都会带来句法上的创新。苏颖(2011)论及上古汉语普通名词在谓语动词前充当状语的“N状V”式东汉以后渐被“PPN”式(介词短语作状语)替代的现象,认为名词作状语被赋予标记的过程可以看作N状与V之间语义关系从“隐含”到“呈现”的过程,这从东汉时期接近口语的注释中把“N状V”解释为“PPV”(介词结构作状语)可以看出:

　　(41)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离娄上》)赵岐注:“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把“手援”释为“以手援”。

　　(42)嫡得之也。(《公羊传·昭公五年》)何休注:“以嫡得立之。”把“嫡得之”释为“以嫡得之”。

　　(43)龙从鸟集(《淮南子·修务训》)高亨注:“言其舞体如龙附云,如鸟集山。”把“龙从鸟集”释为“如龙附云,如鸟集山”。

　　苏文说东汉诸多注释家不约而同地用“PP+V”式来解释“N状V”式,说明添加了介词标记的“PP+V”式在表义的明晰性上要远胜过无标记的“N状V”式。以本文的观点来看,“PP+V”式正是应表达明晰性的要求,把“N状V”句法结构所隐含的语义关系显现到句法结构表层而生成的。不过,正如苏文所指出的,上古汉语已有“PP+V”结构,“N状V”式被赋予标记而生成的“PPV”式并没有产生新的句式,而是跟上古的“PPV”式合而为一了。

　　研究不同因素引起的句法创新可以发现语言演变的各种认知策略和语用动因,但特定的句法创新并非必然地导致句法演变。原来带有一定意图的语用法只有通过跨语境的扩展和在社会上的广泛扩散、传播并进而约定俗成之后才能实现为句法演变。因此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语用中的创新现象,而且要进一步探究:

　　1)某些句法创新何以得以广泛传播,最终站住脚?

　　2)某些句法创新何以受到限制只能在局部地区通行?

　　3)某些创新现象为何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消亡?

　　就本文来说,我们要问问,数量词“两个”虚化为连-介词的现象为什么只发生在湖南、湖北那几个方言点,而没有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来?我们认为原因在于:

　　首先,这几个方言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盛行用同位语“我两个、你两个、他两个”做主语,其中的三身人称代词虽然在概念语义上应该是复数(相当于“我们(两个)、你们(两个)、他们(两个)”),但在形式上却是单数,这就为补出另一个未知项留出了空间。其次,从韵律上说,X(“我”等)跟“两个”是“1+2”组合关系,二者粘合度不高,X和“两个”之间有小小的语音停延,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补出另一个隐含的名词项。而其他方言有的用“俺俩、我们俩”,其中X项已是复数(“俺”是“我们”的合音),在语义上没有添加的余地;有的地方习用“我俩”,虽然X项形式上也是单数,但“我俩”是一个双音节标准韵律词,“我”与“俩”比“我”与“两个”结合紧密,粘合度高,人们在心理上把它当作一个复音词使用,所以不容易发生分解现象。

　　Heine & Kuteva(2002:327)归纳世界语言里名词短语并列连词有四个来源:1)“还”;2)伴随格标记;3)双数标记;4)数词“二”。其中源于双数标记和数词“二”的两项跟汉语方言中的“两个、两”有共性,这是因为连词具有双向性,并列连词起码连接两项事物,因此双数标记和数词“二”在一定语境中就容易演化为并列连词,当然,演化的具体路径、方式会因语言类型的不同而带有各自的特点。

　　下面对本文主要内容、观点做一小结:

　　1)正如此前不少学者所揭示的,有相当多语法现象是语用法凝固化、语法化的结果:原来带有一定意图的语用法,由于广为使用、反复运用而最终固定下来,约定俗成,形成某种语法范畴、语法成分或语法规则(沈家煊1999)。本文通过现代汉语的叠合句“[差一点没]VP”的产生、某些方言点中的数量词“两个”的语法化、无标记动结式演变为带标记动结式等三个案例说明说话人意图对句法结构的影响,从中概括出句法创新的一条独特路径:为了加强表达的明晰性,说话人有意把句法结构中的隐含义、隐含项显现到句法结构表层,使原句法结构结构语义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出新的句法结构。语言表达的明晰性需求是这类句法创新的语用动因,类推、重新分析是推进和完成演变过程的助力。

　　2)语境是语法化的外部条件和关键因素,但语境有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句子的上下文句法环境、篇章联系等,它还包括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主观评判、包括人们共有的思维逻辑等等(或许可以叫做认知背景)。朱德熙(1959)揭示人主观希望或不希望对“差一点没VP”句法结构语义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发现。本文踵武前贤,从人们共有的思维逻辑出发,指出说不希望的事情差一点儿没有发生没有交际价值,因而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原型否定式“[差一点]没发生”。对于不希望的事情,否定式“[差一点没]发生”是一个被重新分析的异句法结构,因而与它的肯定式语义不对称。

　　3)数量词“两个”提供了一种由“连→介”的逆语法化路径的实例,这是因为“两个”的语法化起因跟通常的实词虚化很不一样,它不是通过“两个”在上下文语境中词义的虚化为起点的,而是应交际的需要把“两个”所隐含的名词项显现出来诱发的。这个“反例”虽然还动摇不了语法化的“降级原则”或曰“单向性原则”,但它起码提醒我们,语言学家对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现象的复杂性的认识和观察还远远不够,因此任何理论都处在被检验、被完善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