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已经走过100年，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出版距今也有120年。百余年来，中国语言学一直是在这样的发展方向上稳步前进：努力学习西方语言学方法，不断结合汉语事实加以修正，探索符合汉语的规律。以汉语句类观的发展为例，中国学者经过百余年的探索逐渐看到，在西方学者建立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框架内，无论怎样修补，都有一些根本的困境难以调和。汉语的面貌必须结合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哲学观来认识。中国语言学者在语法研究中体现出的文化自信，正是有了世界语言的眼光和中国文化的立场，融通了中国哲学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得出了在语法范畴和语法体系方面的新的解决方案。这种立足中国文化、同时回应和丰富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新学说，是值得自信的。

　　选取句类观为观察视角，是因为中西语言之间的差异最直观地体现在句子的组织规律上。一种语言的句子，主语和谓语的相对关系有哪些类型，直接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以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因此主谓关系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条贯穿主线。汉语句类观的发展经历了如下一条清晰脉络：

1. 文化落后观驱使下的西学东渐语法观

　　我国第一部文言语法《马氏文通》是马建忠以提高全民文化素养为使命，模仿拉丁语法写成的。他的语言观是人类语言的语法具有普适性，认为有了西方语法的框架，汉语语法规则无非就是“求其所同所不同者”。他对句子的认识也来自西方语言观，认为主谓完备才叫句子。但马氏也发现了几种“华文所独”的无主语的句子，这是汉语“所不同者”。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深受其影响而进一步阐发，成为后代“汉语可以没有主语”认识的蓝本。

　　第一部白话语法《新著国语文法》是黎锦熙应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之需完成的。他认识到汉语和拉丁语差形态表现差异极大，他首创了“句本位”，自此汉语语法开始重视句法。不过一定程度上的句法普适观又使他落入模仿英文法的窠臼，他依然坚持“主谓完备说”，句法基本单位的分类也像英语一样分为词、语、子句和单句。

2.重视中西差异，力求摆脱西方窠臼的探索

　　40年代王力、吕叔湘两位先生终于关注到句子格局这一核心的句法问题。王力194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法》是第一个详细阐述句类的汉语语法体系。他根据主谓关系将汉语句子分为叙述句、描写句和判断句三类。在这个体系里，句子形式（即主谓形式）可以做谓语。这是汉语语法著作首次正面指出这条汉语特点，因此具有突破意义。同一时期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对汉语事实的挖掘更加深入细致，这两部著作在揭示汉语规律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细致和深入程度，因此引领了汉语学界尊重汉语事实的学术风气。

　　50年代真正有进步意义的是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影响下的两部重要著作：《国语入门》（赵元任著）和《语法讲话》（中科院语言所）。结构主义初步引进汉语后，研究者对句子类型的认识也从40年代以意义为观察出发点，发展成重视形式的区别，以词性和句法结构共同命名句子的类型。赵元任发现汉语口语大量使用“无主句”，《国语入门》首先将句子分为“简略句”和“完整句”，其次又将完整句从“主”和“谓”两个组成部分各自观察，区分类别。这是把有主语的句子和没有主语的句子等量齐观，把不同词性的谓语以及主谓结构的谓语等量齐观。在《语法讲话》中，“句子的基本类型”首次作为语法书的独立章节详尽描写，分为单词句、无主句和主谓句。主谓句根据谓语的性质分四类，主谓谓语句首次得到了全面的确认和细致的分类。主谓谓语句的正式确认，标志着汉语语法体系已经大幅度突破了西方语法以动词谓语句为根本的语法观。

　　汉语句类体系的建立和主谓谓语句的一再明确化，标志着汉语语法已经在破除西方窠臼的过程中往前迈了坚定的一步。

3.立足汉语，结构主义句类观对传统的突破

　　20世界后半叶，汉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率先突破了传统的句类观，强调零句（即简略句）是汉语的根本，一个整句是由两个零句组成的复杂句。既然主语和谓语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零句），那么观察整句就有了谓语视点和主语视点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相比于前人只着眼于谓语的类型，这种句类观无疑是颠覆性的重大突破，带来的直接发现是“一个整句的两个成分的可能形式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这就破除了印欧语词类与句子成分相对应的观念在汉语里的影响，可以说完全是汉语立场了。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著）打破了根据“意义是否完备”判断句子的传统，这意味着句子和短语不用主谓关系的有无来区别，句子在形式上可以不必非有主语和谓语两部分，短语可以包括主谓短语。对主谓句更明确更坚决的消解来自于迄今最有影响的语法体系——以朱德熙《语法讲义》为代表的汉语句法结构系统。朱德熙指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句子是独立的词组。这一是破除了有主有谓的句子观，二是不把词和词组的类别“钉死在句子的某个成分上”，这种革命性的观念直接推动了新的汉语词类观的诞生。

结语：文化自信下的新范畴观与新句类观

　　纵观句类观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每一个观念的进步都是研究者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小步，但这一小步往往是关乎体系的重大调整。前人的扎实探索每每把工作做到了新的体系呼之欲出的程度，新的思想一旦介入，汉语语法体系就得到系统性的推进。近年来，沈家煊基于全新的词类范畴观“名词包含动词”，重新解读了赵元任的谓语视点的句类观，将句子按照谓语的作用分为对比、肯定和叙述三类，肯定性谓语包含叙述性谓语。沈家煊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仅充分利用前辈学者关于汉语句子类型和句际关系的重要成果，而且从汉语“用法包含语法”这个宏观大格局去认识，得出与中国哲学“体用不二”观念相一致的看法，向我们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学术的丰厚滋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汉语句类观嬗变的中西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