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由于没有修正案制度，代表对预算草案提出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为了增强人大预算审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人大代表的审议意见在预算安排中得到体现，需要尽快从法律层面廓清预算审批权范围，赋予人大对预算草案的修正权和调整权。

　　尹中卿提到的这个“预算修正权”，在国外的预算制度和实务中都是属于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在咱们的《预算法》中却未有明文规定，显得颇为陌生。人大没有预算修正权，其结果是对于政府提交的预算案，只有简单的两个选项：要么全盘同意，要么全盘否定。

　　简单的推测即可知道，人大代表对于政府提交的预算案，并不可能全盘同意，多多少少总会有些意见和建议。但是，难道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就全盘否定预算案吗？理论上完全可以全盘否定。可是，事实上，全盘否定的后果也很麻烦。

　　中国目前的《预算法》对于如果预算案被多数代表否定该怎么办，没有明文规定。但投否定票的代表达到法定的人数后，预算案不能被通过，那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在国外，如果议会制国家的议会否决了政府的预算案，就意味着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要垮台；如果是总统制国家，议会如果否决了政府提交的预算案，则政府得不到拨款，政府要关门，如美国十多年来两次遇到的政府关门的重大事件。

　　总之，预算案不能被通过，是一件相当大的事件。所以，即使中国《预算法》并未对预算案被否决后该怎么办未有规定，中国的人大代表都轻易不使用对预算案投否定票。

　　按照学者林慕华的统计，中国数十年来，各级人大未能通过的政府预算案，总共只有三次，都发生在县级这个层级，也引起相当大的震动。由于否决预算案的后果相当严重，所以，一般情况下，人大代表都从大局着眼，对于政府预算案，即使意见很大，一般也投赞成票，也就是说，全盘同意。

　　预算案也就成为只能全盘接受的预算案，预算的审议完全是为走形式，走过场。这种情况下，审议又有什么意义？

　　问题的症结正在于中国的《预算法》并未明确规定人大可以在审议预算时行使预算修正权。如果人大有修正权，那么，代表对于预算案的合理建议和意见，就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被人大采纳，做出修正，然后通过，由政府去执行。这样，人大审议预算就不再是程序上的，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人大的“钱袋子”权力将大大强化。

　　在世界民主国家中，议会对政府预算，具有程度不等的修正权。

　　大致而言，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没有限制的权力，议会可以改变收入和支出，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对不需要政府同意。第二种是有限制的权力，议会可以在某些确定的限制内修正预算，通常是和增加总支出联系在一起的。第三种是平衡预算权力，即只要有一个制衡机制来确保预算平衡，议会就可以增加或减少支出或收入。具体来说，议会预算修正权在议会制国家和总统制国家，是大不相同的。

　　在预算的发明地，老牌议会制国家英国，议会拥有对预算有限制的修正权。英国从1706年开始形成的传统是，开支和征税的动议权在国王领导下的政府，政府对于收入和支出有动议权预算权，议会不能主动提出开支要求；议会的权力，是对国王政府的收支动议进行审议。议会审议过程中，当然可以进行修改，但是议会对预算支出的修正，只能压缩，不能增加。这项规定，主要是防止议会利用修正预算的权力，为他们的选区和政治支持者提供好处。

　　同样是议会制的德国，议会的修正权稍稍大一些，如果议会的修正是增加收入或减少支出，那么就不需要政府同意；如果是减少收入或增加支出则需要政府同意。在印度，议员可以减少支出和改变收入，但是，增加支出则需要总统的建议。总之，议会制国家虽然通常都会对议会增加支出进行限制，但是减少支出在所有议会制国家都是通行的。

　　与英国议会的修正权不一样，美国国会对于政府预算的修正权，显得更为巨大。国会的修正可以减少或扩大收入，也可以减少或扩大支出。但是，美国国会这项几乎无限制的权力，又受到总统否决权的制约。美国总统和州长对于议会通过的拨款法案，都有分项否决权，即行政长官可以选择某项法案予以否决，不予执行；但议会也可以使用反否决权力，前提是必须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的议员的同意。美国这种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高度分立和制衡的制度，在围绕预算修正往往形成风波和僵局，严重时导致政府关门歇业。

　　预算修正权和否决权是议会最重要的两项预算权力，没有修正权，也没有分项否决权的预算权，并不能从实质上限制政府的开支冲动，不足以发挥预算制度的威力，成为制约人大在预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个瓶颈，使预算制度形同虚设。

　　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的预算制度长处，赋予人大有限制的预算修正权，是预算法修改应该切实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