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中隐藏着消费率偏低这一“病灶”。这一状况与贫富分化、制度缺陷、道德滑坡等诸多隐患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加大并均衡开展全国各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多种税制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再分配;提高政府的转移支付;加大文教、科技费的支出;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保护自然环境，力保耕地不受污染。

　　关键词 消费 危机 改革 发展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应该说，我国人民整体生活消费水平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就不存在问题与潜在危机。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现阶段，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中隐藏着消费率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世界平水平相比偏低)这一“病灶”。说消费率偏低是“病灶”，是因为这一状况与贫富分化、制度缺陷、道德滑坡等诸多隐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偏低的消费率与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

　　从消费率开始发掘并剖析中国社会可能发生的危机，是一条见微知著的道路。多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处于较低水平，消费率基本在50%~60%之间，远远低于同期世界上许多国家，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60%，比印度的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比日本的消费率低17个百分点(有关数据参见《国际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摘要2007》)。同时，我国的消费率还呈下降趋势。2000~2005年期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平均每年降低2个百分点。到2005年，消费只占到了GDP的52%，其中，政府消费占GDP的13.9%，居民消费约占GDP的38%，投资占42.6%，净出口占5.5%(有关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我国消费率为50%;2007年，我国消费率降至49.5%;2010年，我国消费率进一步降至46.6%，其中政府消费占GDP的13.4%，居民消费约占GDP的33.2%(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如果将我国的消费率及其变化趋势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社会的消费需求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而言呈现出疲软的症状。这一症状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充分为广大的劳动者所分享。

　　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我国消费率偏低折射出贫富分化的重大社会问题。从需求来看，内需(包括消费与投资)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需求主体。2000~2009年内需占总需求比重为75.47%，但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80.6%降至2008年的72.6%和2009年的76.3%①，由前文分析可知，近年来我国社会内需疲软，其问题离不开内需中的消费率下降，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下降。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表象中则隐藏着居民收入差距巨大的问题。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2006年达到了0.496。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者对基尼系数的估算出现多样化趋势，对2011年我国基尼系数的计算不乏有约0.5左右的估值。在经济发展并出现贫富分化的社会中，数目有限的高收入人群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非常有限。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调查，中国最穷的20%家庭，在2004~2009年间平均收入增长一倍，最富的10%家庭，收入增长了255%。由于高收入人群不断聚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拥有资源的能力也几乎是呈几何数级的增长。高收入者显然可以获得更多的生产力资源，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财富。马歇尔曾论证过，“对于富人所用的奢侈品中有些花费他们收入不多的东西的需要，都是非常没有弹性的”②。也就是说，富人对一般物品的需要与消费不会因价格变化发生大的变化。由于还存在将剩余财富作为资本赚取更多利润的诱惑，富人在消费达到一定限度时会将财富转向投资(或储蓄)。因此可以推断，在供给充足、经济不衰退的情况下，高收入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消费量增加率不会有巨大的波动，除非如凡勃伦所言的“明显消费”③成为一个时期的富人群体中的热潮，富人们为了显示荣耀或品位进行无节制的攀比而忘记了赚取更多的财富。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进一步可推断，当数目有限的高收入者随着收入增加，其消费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消费性支出的增长率一般波动不会很大。

　　高收入者将剩余财富转向投资(或储蓄)后，投资(或储蓄)的增长则可进一步为投资者提供了创造新财富的可能性，从而造成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给中低收入者带来的利益相对不明显，他们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自然并不乐观。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较低的未来预期和只拥有相对有限的财富使广大的中低收入者消费乏力，从而加剧社会整体消费疲软，内需不足，加之权力财富的集中，将使社会公平、公正难以实现。因此可以说，消费率偏低实际折射出了我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而贫富分化问题又会诱发更多隐患。

　　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数据中所隐藏的社会二元化的信号

　　贫富分化只反映我国人民财富分配状况的概貌，而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的数据中则隐藏着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更为丰富的信号。进一步深入剖析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结构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社会不仅有贫富分化的特征，而且有文教消费两极化的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2009年》)，就我国2010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来看，最低收入户(家庭总数的10%)为5948.11元，中等收入户(家庭总数的20%)为17224.01元，最高收入户(家庭总数的10%)为51431.57元。

　　就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来看，最低收入户为5471.84元，中等收入户为12609.43元，最高收入户为31761.63元。做一简单计算即可知，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是中等收入户的3.0倍(2008年为3.2倍)，是最低收入户的8.6倍(2008年为9.2倍);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大约是中等收入户的2.5倍(2008年为2.6倍)，是最低收入户的5.8倍(2008年为6.0倍)。尽管比2008年的差距有细微缩小，但不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差距造成的消费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就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的食物开支来看，最低收入户为2525.32元，中等收入户为4773.83元，最高收入户为8535.21元;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开支最低收入户为502.61元，中等收入户为1421.25元，最高收入户为4515.23元。从消费性支出构成来看，最低收入户的食物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46.15%(2008年为48.14%)，中等收入户的食物支出为37.86%(2008年为40.42%)，最高收入户的食物支出为26.87%(2008年为29.18%);最低收入户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开支占消费性支出的9.19%(2008年为9.36%)，中等收入户的该项支出占11.27%(2008年为11.32%)，最高收入户的该项支出占14.22%(2008年为14.6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最高收入户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约是中等收入户的3.2倍(2008年为3.4倍)，约是最低收入户的9.0倍(2008年为9.3倍)。较低收入的家庭不得不将更多的支出用于食物消费，文教方面的花费比例明显偏低。不同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差距影响到不同家庭的生活质量，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它们未来的收入差距。

　　再来看看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情况。将农村家庭总数五等分，2010年占农村家庭总数20%的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人总收入为3566.19元，高收入户为18327.39元。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总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1倍(2008年为4.8倍)。就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总支出来看，占家庭总数20%的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人为2535.35元，高收入户为8190.38元。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而言，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人为164.96元，高收入户为782.23元。不同农村家庭的贫富差距比较小，但它们在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方面的差距则比较大，农村高收入户这方面的开支是低收入户的4.7倍(2008年为4.5倍)。由此可见，2008~2010年，相较城市家庭贫富差距略微缩小，农村家庭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且农村家庭在文教开支方面的差距也明显扩大。这一趋势值得特别重视。因为文教消费或开支的两极化易导致文教程度的两极化，而文教程度的严重两极化会成为社会极不稳定的诱发因素。

　　社会二元化的深层原因

　　如果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化、贫富二元化、文教程度二元化、观念意识二元化(这是文化水平二元化的必然结果)特征固化，就不能说我国社会还不是二元化社会。一旦全面步入二元化，我国社会的稳定必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谐将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社会将可能被分裂和动乱的阴霾所笼罩。

　　北宋、南宋等中国封建王朝就曾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财富高度集中、土地兼并严重而导致贫富分化，最终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异常脆弱的贫富二元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情况与宋代不太一样，却也有类似之处。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规模巨大，国家财政收入数目可观(2007年财政收入超过5.1万亿元，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也出现了二元化特征。权力、财富高度集中是引起当代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与宋代类似。与宋代不同的是，宋代曾经出现的加速贫富分化的重要“催化剂”是土地兼并，但当代加速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催化剂”则显得更加隐蔽——它们是高度集中的资本、与高度集中的权力相结合的高度集中的生产力资源。

　　不论北宋、南宋，还是当代中国，生产力资源分配不均是导致贫富差距最深刻的原因。可以说，当代中国面临最大的威胁，正是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生产力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贫富二元化问题。因此，如果不能合理分配生产力资源，当代中国社会的二元化发展趋势将无法避免，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均衡的提高，中国可能再次落入历史轮回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