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给国家领导人担任秘书，还是给全国的老百姓盖房子；无论是在学术殿堂抑或在保障房建设工地，孟晓苏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改革开放、城市规划、民生保障等高深理论与政策问题的探讨。大跨度的人生阅历，使得他长期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

　　曾在1983年5月至1990年12月期间担任过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秘书的孟晓苏，于1992年从国家部委负责人的工作岗位转到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任总经理，随着国家住房制度改革的起步，他参与了房改的设计工作，并于1996-1998年任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期间，1988年进入北大攻读硕士，1990年的硕士论文《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发表在《管理世界》上且引发了对市场经济的激烈争论。1993年起他与李克强共同师从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攻读博士，理论研究能力有了较大提升。目前卸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后，他改任理事长。尽管一直在房地产业奋战，但诸如城市发展规划、区域发展战略等大问题都一直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他在20年前就在探讨京津以及河北三地如何协同发展的问题，并在三地之间穿梭多年。这期间的故事他能说出一本书来。

　　近日，赶飞机的孟晓苏在首都机场贵宾室就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由来以及实施的要点和难点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的专访。

　　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由来

　　中国经济报告：京津一体化发展的构想有什么历史背景吗？

　　孟晓苏：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中房集团任职时，有一次跟万里同志谈到北京建设，共同感慨房子已经建到三环外了，这时候万里同志说：“我想起毛主席六十年代说的一句话，那是我向毛主席汇报北京城市规划时,毛主席说：多少年之后，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不就连在一起了吗？”万里同志还感叹地说，你看毛主席当年就有这样的预见。我马上问道，毛主席说过这么重要的话，我能把这句话转告给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省市的领导同志吗？万里同志说可以。后来我陆续把这话直接转告了三省市的主要负责人。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有些城市的规划方向还是相背发展，很好的思路被一再拖延。直到孙春兰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之后，她上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共同促成签署了京津两个城市的战略合作协议。去年3月份我跟孙春兰书记有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专题向她介绍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孙春兰作为从中央机关调到天津工作的干部，很看好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对天津的规划发展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她认为天津最大的优势就是靠近北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来发展天津，而不是相反的认识。

　　中国经济报告：早先的北京也有过跨区域协同发展的规划，为什么没推进下去呢？

　　孟晓苏：北京在2002年就修改了城市总体规划，从原来的年轮式扩张、浸漫式发展即“摊煎饼”式发展，变成了“一轴两带多中心”。以长安街为城市轴线，以西边环保带和东边发展带为两带，确定了主要是向东向南发展的主轴；多中心则避免了大城市病。这个规划是科学合理的。这以后北京再次对规划思路做出修改，因为西边的区县提意见，认为不能只发展东边，所以将西边也改成发展带，但各有所侧重，基本上维持了原来的规划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