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他的上一本著作《不平等的代价》发布恰好两年，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今年6月发布了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布鲁斯•格林沃德（Bruce Greenwald）合著的新书《构建一个学习型社会》。

　　两年前，由他开启并力主的这轮对不平等的反思，在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书《21世纪的资本》出版后达到高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已悄然走向下一个大命题：政府何去何从？

　　新书选择在法国南部的经济学重镇图卢兹发布，斯蒂格利茨同时在此获得为纪念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而设的拉丰经济学奖，并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该书的发布地若是改在美国或中国，气氛不会轻松。小政府传统浓厚的美国在近年贫富矛盾激化后，“保姆国家”之势渐起。而在中国，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与张维迎7月初激辩政府与市场之后，林毅夫在8月中旬以一篇长文《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主张。足见这个问题的普遍意义。

　　在新书中，斯蒂格利茨详细阐述了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政策框架。他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也与所谓“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不同，认为单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长期来看并非最优发展方式。

　　早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斯蒂格利茨就曾试图推动对当时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的反思，但应者寥寥，最后任期未满即挂印而去。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他的努力，结果是否会有不同？

　　在他看来，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二战”后走过来的路，证明了在发展阶段，政府大有可为。但是，这样的经验对于政府已强势存在了35年的中国是否适用？

　　“中国政府做了一些明显不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该做的没有做。”他在今年三月连续第九次获邀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后如此写道。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或许才是他的新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怎样的学习型社会

　　财新记者：应该如何理解你们倡导的“学习型社会”？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社会？

　　斯蒂格利茨：在21世纪人类迈向知识经济的过程中，一个“学习型社会”，即一个基于由学习得来的技术进步，而非强调资源累积的社会发展模式，对于持续的发展和增长尤为重要。

　　从索罗（Robert Solow）开始，我们就认识到，驱动增长的最核心要素是技术进步。实际上，始于19世纪初——先是西方国家，后是亚洲国家——的向“学习型社会”的转变，对于人类福祉的影响要大于资源累积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影响。

　　从阿罗（Kenneth Arrow）开始，我们还意识到，市场本身在知识的生产和扩散中并不高效。因为知识是一个公共产品，存在市场不善于驾驭的正面溢出效应和负面外部性。

　　因此，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政策对于技术进步，即经济体学习能力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不但意味着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自然扩散，也要求发展中国家自己学习、累积。所以，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推动基于学习的增长时应该做什么。

　　财新记者：那么，应该怎样培育这样一个“学习型社会”？政府需要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要发展，不能只是以效率的视角，只看静态比较优势；而应看动态比较优势，从学习的视角看问题。在短期内放弃（静态）比较优势，换取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学习累积过程，对于发展异常重要。

　　如果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遵从国际组织的建议，发展该国当时最具比较优势的农业，韩国就不太可能构建出之后的支柱产业，如造船、汽车、乃至近些年的电子工业。

　　韩国当时的做法是，先封闭市场，通过自己的市场，累积自己的技术；在获得一定的技术累积之后，再转向出口，进一步抢占国际市场。该国汽车业的关税税率在1985年还高达50%。这是看似放弃效率，但获得了学习效应的典型例子。

　　相较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部门（第二产业）的各个子领域间，存在更大的溢出效应。因此，有意识地发展这一部门往往能带来更大的学习效应，更快地提升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力。

　　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试图通过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事实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学习、技术累积的过程，甚至阻碍了他们发展的要务。

　　财新记者：韩国的汽车业在保护之下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但中国的汽车厂商在保护之下却一直没能培育出较强的竞争力，问题出在哪里？中国是否应该一直保护该行业？

　　斯蒂格利茨：中国汽车业的例子比较复杂，试图通过让出部分市场来换取海外的技术。韩国则并没有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而是选择自己累积。

　　此外，汽车行业比较特殊，属于集成性创新产业，技术整合门槛高，较难像家电等其他行业一样通过市场换到技术。

　　在中国这样一种有限开放市场的做法下，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培育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目前，吉利、奇瑞等车企已经积累了美国低端车的核心技术，奥迪、宝马等车企的技术很复杂，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积累到。

　　当然，中国不能一直保护汽车业。因此，另一种办法是，更大幅度地放开对国内汽车业的保护，让中国车企在充分竞争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