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关期或者跨越关口的实质是转换增长动力，真正实现主要由科技创新驱动。攻坚战最难的是既要稳定增长又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在超越“短缺”的基础上，超越“过剩”。这两个方面既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无法相互替代。

　　科技创新驱动要成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动能，关键在于市场主体的内在需求和创新冲动。调动科研单位及科技人员积极性很有必要，这一直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这方面的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保障和激发企业科技进步内在需求的制度体系还不太完善。企业原本都有这个需求，但现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不利于企业反映和实现这个需求。比如华为，不上市不通过资本市场反而有利于技术进步，这需要反思企业制度设计、企业内部股权结构设计的科学性问题。往往由于机制灵活和迫于竞争压力，小企业有很强的创新驱动，但得到金融支持的难度大，得到风投支持就更难了。因此，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的设计如何适应，也值得研究，比如要不要专门设立科技银行？要不要在金融服务中有债权与股权联动的制度安排？要不要发展综合金融、公司金融等，应该有思考的空间。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说过，明斯基时刻未必马上就到，但风险滚存延后的问题值得重视。政府投资平台的构建，相对于过去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是个进步。确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该包括政府正确充分运用市场的内容。风险滚存延后，为化解和处置重大风险提供了窗口期，处置、救济、限控甚至封堵，可以解决一个阶段的问题，如同当年的信托和城市信用社的处置。应从制度上保障政府充分正确地运用市场，而不会因为政府运用市场而产生和放大风险；当然还包括政府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不足，能够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超越“过剩”。以政府充分正确运用市场为例，如何更好地运用政府平台以外的市场主体，如何从制度安排上解决民间投资进入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