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仅一人宽，木地板吱吱作响，墙角还有蛛网。走进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古老的办公楼，我见到了中国近代史教授方德万。

　　方德万自称“孔门弟子”。他是孔飞力的学生，孔飞力又是费正清的学生。对了解西方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些汉学泰斗的名字如雷贯耳。

　　方德万在荷兰出生长大，现在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是1850至1950年中国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他的办公室里随处摆放着和中国相关的物件：西藏的转经筒、打坐的蒲团、小泥人儿、旧军帽，水杯上也印着胡适的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我去拜访方德万时，他的新书中译本《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刚刚出版。他曾在南京的档案馆里偶然接触到中国海关的资料，于是开始打捞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百年史。在书中，他以清末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为线索，展开叙述。

　　学界对海关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始终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清朝时的中国海关实际由外国人把持，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是民族屈辱的象征；另一种观点认为，海关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契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方德万认同后一种观点。他觉得从历史角度看，把中国与西方当作一对绝对矛盾，这并不客观。“有矛盾也有合作，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中国的传统特色。”

　　从没有人像方德万这样，把海关放到“中国现代性起源”这样重要的位置来审视。他认为，对海关的重新审视也是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审视，“百年近代史不一定就是百年屈辱史，事实上这段历史很丰富，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应该还有另一种思考方式，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

　　一些人将海关视为联合国的先驱，它有国际化的公务员体系，其掌握的各方权力也类似今天的联合国。方德万说，自己对海关最钟爱的地方正是它的“国际性”，各方合作，“而不是对主权的绝对迷信，甚至发展成破坏性的民族主义。”

　　在方德万看来，海关带来了新技术、新思维，为中国建立起税制体系，培养出第一批公务员，中国的经济也和全球经济相连，这都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了活力，影响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比如，与西方政府官员相比，中国官员话语体系中更频繁地使用数据，现代数据的概念正是经海关进入中国的。”

　　海关带来了双向度的影响。关于中国的资料、数据通过海关广泛译介到西方，“此前西方人眼中专制、未经教化的中国人，成了另一番模样。”方德万说。中国成了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也因此影响了世界现代性。

　　他始终认为：“现代性不是西方向中国出口的产品，而是当中国在经济、社会、学术上与西方相连时自发产生的，所以现代性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

　　方德万对赫德很有感情，认为他带着宗教热忱操持中国海关，留下了不少遗产。赫德的铜像曾伫立在上海外滩，后被日本人捣毁。方德万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希望重新为这个中国海关的标志性人物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