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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
2018年07月30日 17:37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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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慧

  为了更好部署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聚焦减税降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政策措施具有现实意义,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货币、金融、财税政策应从全面收紧向结构性宽松转变,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

  政策体现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确保全年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1.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上,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可减税650亿元。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的1130亿元在9月底前要基本完成。加强相关方面衔接,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效。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政策措施具有现实意义。政策要相机抉择,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更好地体现优化结构的作用。减税费要把减少税外负担作为一个重点,包括行政收费、隐形负担、官员不作为的效益损失等,要在改革的视角上理解和把握。我们要在有限的财力下产生放大的效应,在创新和信用担保方面更有针对性,PPP创新有效推进投资,提高可持续性。”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对本报记者表示,近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大,下半年尤其要防范内外需叠加导致的快速下滑。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上半年抢出口和欧日经济回调,外需面临较大压力。而财政整顿、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棚改货币化比例降低,对经济的影响将集中在下半年显现。下半年要防止内外需同时熄火,政策应做好预调微调,既要防止货币放水重走刺激老路,也要体现结构性改革要求。在此大背景下,财政政策可以实质上积极一些。

  任泽平表示,当前我国宏观政策面临三大任务: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大攻坚战,同时经济短期面临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货币、金融、财税政策应从全面收紧向结构性宽松转变,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货币政策应从收紧转向实质稳健中性,金融监管政策应从一刀切式收紧转向结构性有松有紧,财政政策应从全面收紧转向在减税和基建上更加积极。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告诉本报记者,国务院常务会议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确定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推动有效投资的措施,减税降费、加快地方专项债发行和使用进度这两个方面会更加积极。年初两会提出今年要发行1.35万亿元地方专项债,目前发行进度缓慢。截至6月,地方政府专项债累计发行0.37万亿元,不足全年计划发行额的三分之一。此次会议提出明确要求,预计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地方专项债供给将会明显增加,将有助于稳定今年下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

  “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能体现结构性。”任泽平对记者表示,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有较多结合的领域,可实现政策间的协调。其一,国债。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也是央行通过回购或者逆回购以实现回收或者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其二,财政投融资。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国家信用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发放贷款支持政策性项目,如精准扶贫、棚改、农田水利等,介于商业与一般财政投资之间。其三,国库存款。财政收支等引发财政存款的波动,央行在合理预测国库存款的基础上加强国库现金管理提高收益率,并消化财政存款大幅波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压力。  

  减税降费的同时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当前财税改革滞后,体现在预算、税制和中央地方关系方面。中央与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方面发布了指导意见,并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有所推进,但仍显滞后与不足。预算仍在强调平衡状态和赤字规模,支出预算和功能预算尚显不足。预算的透明度、公开性不够,难以发挥监督作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未建立。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地方税体系有待完善,消费税改革进展不大,房地产税仍处在立法准备阶段,减税降费更多体现为零碎的政策性调整而非整体推进且力度有限。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任重道远,除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仍未推进,相关领域本身的改革进入深水区。

  任泽平表示,应当加快推进财税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对财税改革的要求,推进预算公开、透明,更注重支出预算和政策的贯彻落实,地方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要摸清底数并坚决不兜底,打破刚兑预期。改革政绩考核体系,采用更合理的指标(绿色GDP、居民幸福感指数等),建立离任审计制度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严格问责地方政府和行政长官,落实举债终身负责,打破预算软约束。加快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改革食品药品监管、教育、养老等体制机制。以税制改革促进减税降费,总量减税但高污染高耗能要结构性加税,从间接税向直接税体系转变。下半年要落实增值税税率下调、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关税税率下调、个税提高免征额的减税效应。

  与此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和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任泽平称,在减税降费的同时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快专项债发债进度以更加积极地推进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不再是传统的过剩产能和无效投资,而是分区域、分类别投资以及民生改善。近几年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其中用于社保就业和医疗的占比从2013年的10.3%和5.9%分别提高至2018年上半年的14.8%和8.5%,用于农林水、交运等基建类项目的占比从2013年的9.5%和6.7%下降到2018年上半年的7.5%和5%。下一阶段,积极财政从支出端要体现效率,表现在:有产业与人口导入的地区要提高增加投资,对人口与产业净流出的地区要减少投资。增加正外部性较强的道路、桥梁、地下管廊、数字城市等设施的建设,建设智慧和海绵城市,减少甚至取消楼堂馆所等不产生效益的投资,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针对使用财政资金对金融机构注资问题,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而不能以纳税人的资金注资。”任泽平还提出,积极财政在施展时要更加精细化,注重结构性调整,树立正反两方面典型,鼓励积极干事、惩罚消极怠政,尤其是要避免一刀切的懒政、惰政,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制定负面清单,法不禁止即可为,授予地方政府一定自主权。建立试错容错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鼓励积极干事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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