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增长底线、消费与创新（上）

　　[导读：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议做的说明正式公布。其中关于增长速度的目标受到广泛的关注。如何保证6.5%的年均增速底线，消费与创新被很多人认为是其中的关键。尽管有部分观点认为这两者可能无法达到预想的目标，但也有很多对中国经济有实际了解的分析家认为，中国的消费能力还很强大，中国的创新潜力也很可观。本课题组将分两期将相关的讨论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与消费潜力

　　“十三五”时期增速底线为6.5%

　　11月3日，中共中共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正式公布，同日，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议所做的说明全文。其中，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

　　“十三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受到了经济界广泛的关注。《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中国的经济蓝图明确显示，中国将继续专注于总体经济增长数字。《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近来一直在努力提振经济增长，措施包括在过去一年六次降息和推出一系列政府基建项目等，这些措施弱化了政府调整经济结构以及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传统制造业向消费转移的努力。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称，预计稳增长将被置于比改革和经济结构再平衡更为优先的位置。

　　IMF、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认为，在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温和放缓是适宜的。希望中国转变经济模式，避免过度依赖出口，并转向依靠内需拉动增长。

　　尼尔?高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报道中表示，新兴市场领域的一些专家研究了中国的增长率下滑，认为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出现更深层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则态度从容，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以为意。他们认为，要转换到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自然而必要的过程。

　　旧金山铭基亚洲（Matthews Asia）的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思曼（Andy Rothman）表示，“过去几十年的主题是，中国的一切都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而未来几十年的主题是，几乎一切增长都在放缓，……我们需要习惯这种情况，”他说。“共产党就很泰然自若，而我们在这边惊慌失措。”

　　中国几十年来都是用债务推动投资，经济学家们正在尝试估算中国是否可以转型到一个新的模式，让消费者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

　　芝加哥北方信托的首席投资官鲍勃?布朗（Bob Browne）说，中国消费者的问题是“面对中国的投资者必须做出的一项根本性的长远决策。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会随着中产阶层的增多继续前进，即使有颠簸也无法阻挡呢，还是不会？对于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在乎，也不能模棱两可。”

　　短期内，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担心。美银美林最近对基金经理进行的月度调查显示，中国的潜在衰退被列为全球经济最大的外部风险。该银行10月的调查显示，39%的被调查者表示，中国是最大的外部风险，尽管这一比率已经低于9月的54%。

　　一些人将中国经济的放缓视作短期威胁，布朗就是其中之一，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有能力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过渡的信心没有改变。“很明显，中国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驱动的经济模式，但韩国和日本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如此，”他说。“从依靠制造及投资的经济模式向服务及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是相当稳固的。”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多年来过度强调投资，致使发展愈发不平衡。结果导致个人消费如今只占GDP的38%。这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个人消费平均占到GDP的60%多。

　　应对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给中国带来了紧迫的风险。由于依赖国家投资——通常是浪费资金的工程或亏损企业——中国累积了创纪录的债务，相当于GDP的300%。

　　随着经济的放缓，这种债务负担似乎愈发危险，加剧了通货紧缩或物价下跌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公司削减投资，个人减少开支。通货紧缩还致使债务相对增加——尽管与此同时很多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在骤减。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驻香港首席经济师刘利刚说，“鉴于经济发展放缓，通货紧缩带来重大风险，如果政府无法推动必要的改革，中国可能会步日本后尘，产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在他所指的这种衰退中，偿债在支出中将优先于新的购买或投资。刘利刚预测，未来五年，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达到44%，这是一个缓慢但重要的转变，因为消费将超越经济的总体增长率，代替投资成为关键引擎。

　　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与他们一样，这种预测部分基于普通公民管理资金的方式的变化。

　　中国家庭平均会把大致30%的可支配收入存起来，这个比例比其他任何大国都高。相比之下，美国的净储蓄率差不多是6%，欧洲是7%，日本略高于2%。但有迹象表明，城市化了的年轻一代没经历过以前的贫困，对花钱的态度也不像其父母或祖父母那么保守。但分析人士称，虽然中国的年轻一代花钱更随意，但让大部分中国人增加消费需要进行金融和其他监管改革。相关改革中首当其冲的包括放宽或废除全国性的户口制度。

　　现实情况是，户口制度通常会妨碍来自乡下的新一代民工入读城里的学校，享受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只有官方居住地才提供这些服务。分析人士称，放开户口制度会极大地刺激劳动力的流动性，还有助于降低农民工为考虑医疗保健和其他花销而存钱的需求。

　　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驻所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中国需要允许人们在赚钱最多的地方生活，他们目前显然不能这样。”不实行这些和其他改革的风险是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在国家实现总体富裕，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增长和收入出现停滞。“当然，中国有能力重振经济，但你不可能既是一个严重负债、人口日渐老龄化的中等收入国家，又要继续表现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