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能过剩，供需结构失衡，并不是本轮经济下行的特殊表现。产能过剩和供需结构失衡的核心机制是政府缺乏约束的扩张偏向。针对本轮经济下行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于通过改革限制政府扩张偏向，阻断产能过剩和供需失衡的形成机制，让市场力量在供需自发调整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要限制政府扩张偏向，需要财政改革的支持，因为后者可以通过严格预算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限制有形之手对资源的扭曲型配置。同时，财政改革，可以联动供给侧和需求侧，为供给侧转型升级适应需求侧变化提供条件。

　　面对我国经济持续6年下行，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管从各方面传递的信息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共识，改什么怎么改的认识也正在趋于一致，既强调供给侧也不忘需求侧，既要消除市场分立又要转变增长动力。即在适度扩大需求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变化。但是，作为中央在经济持续下行背景下提出的一个稳增长长远战略，如何选择改革策略，避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陷经济下行—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投资推动—增长复苏—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经济下行的怪圈？尤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下，如果经济依然没能止跌趋稳，增长压力和焦急情绪可能会使改革丧失远见走向短期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走出上述怪圈，避免短视，成为促转型稳增长契机，关键需要揭示我国经济下行特征和支撑力量，在此基础上，根据靶向选择改革策略。

　　一、我国本轮经济下行特征和支撑力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靶向是否准确，直接决定改革能否实现稳增长、优结构目标。然而，靶向能否准确，关键看我国经济下行特征和支撑力量。我国本轮经济下行实际上始自2008年，因为在上一个周期中，我国GDP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峰值14.16%。2008年受金融危机波及，GDP增长率回落至9.63%。随后几年虽然有所上升，但主要是针对外需冲击实施的强刺激政策所致。如果将这轮经济下行和1996-2007年这段时间经济波动特征相比较，会发现既有极为相似的特征，又有明显差别。相似之处在于，强刺激之后的产能过剩和PPI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而产能过剩又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和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行业杠杆率较高，供给不能匹配需求。区别之处在于，上一轮经济下行期间，产能过剩表现为区域性，本轮经济下行期间，产能过剩表现为全域性。上一轮经济下行期间，消费需求主要因收入相对下降而整体收缩，导致宏观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而本轮经济下行中，消费需求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缩涨，整体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对稳定并有所上升。上一轮经济下行期间，短缺是主基调，而本轮经济下行期间，过剩是主基调。

　　尽管两轮经济下行特征有异同，却有着相同的形成机制，即都是源于扩张后的经济自发调整。不仅如此，在两轮经济下行之初，经济都遭遇了外部冲击，并都采取了近似的宏观调控策略，即先宽松货币政策后扩张支出政策。然而，在两轮经济下行期间，经济的支撑力不同，两轮经济下行的回复速度可能不同。在上轮经济下行期间，市场化改革为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1994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市场化改革方向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化改革为经济走出下行通道提供了新动力，尤其是劳动力跨区域跨部门配置，1998年开始的社会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及2001年加入WTO,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所以严格地说，上一轮经济在经历了5年下行后进入上行通道，并在2002-2007年达到年均11.23%的增长，并不是源于1998年实施支出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而是源于市场机制的力量。本轮经济下行期间，虽然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包括政府简政放权、开拓外部市场等，但在某些领域市场机制反而出现僵化，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分立甚至更加明显。而如果本轮经济下行缺乏市场力量支撑，增长潜力就会有限。这也就意味着，本轮经济下行，如果没有适当改革做支撑，短期趋稳回升的可能性不大。

　　二、应对本轮经济下行的政策选择及其后果

　　本轮经济下行从严重程度上要甚于上轮经济下行。首先，产能过剩程度更高。在经验上，产能过剩是一种常态，因为经济始终保持出清状态在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下并不现实，只要产能过剩不是很严重，就可能会被经济自发调整所吸收。但本轮经济下行期间，产能过剩不仅普遍而且程度更高，例如太阳能、风电等新兴行业，过剩产能高达60%以上。其次，产能过剩产生的影响时间更长，上一轮产能过剩引起的PPI同比增长率下降只持续了38个月，而本轮产能过剩引起的PPI同比增长率下降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了48个月。最后，产能过剩下的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企业亏损面扩大。和2009年之前相比，2013年投资回报率下降了近50%，有些行业近50%产能处于亏损状态。

　　为了去产能和降库存，以及去杠杆，中央政府采取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的调控策略。其中，货币政策虽说松紧适度的稳健，但实际结果却表现出明显的宽松。自2011年11月30日至今，央行已连续9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自2012年6月7日至今，8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虽然货币供应量M2增速自2011年8月基本稳定在12%，但信贷增长却很高，尤其自2015年1月至今，月均增速甚至高达30%以上。然而，由于实体经济虚弱，优质资本供给不足，信贷扩张形成的过剩流动性流到虚拟经济中，形成严重的资产泡沫，进一步扩大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程度，严重恶化资本配置效率。大量流动性的存在，也给经济增加了通胀风险。

　　就在宽松货币政策同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各级政府都实施了以扩张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由于受到经济下行影响，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为满足支出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大规模举债成了不二选择。2009年光中央国债发行就突破1.6万亿，2015年更是高达2.1万亿，这还不包括地方债务置换自行发售的3.84万亿债券。虽然从三大通用债务风险指标看，我国债务发行还有一定空间，但债务短期膨胀速度确实非常惊人。而根据国债和价格水平的关系，大规模国债发行势必形成另一种形式的杠杆效应，以及潜在的通胀风险。尤其在经济下行缺乏适当改革支撑的情况下，大规模发债支撑的支出扩张和宽松货币政策，极易使经济陷入滞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