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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寺院金融的发展及其启示
2017年01月04日 15: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周建波 字号

内容摘要:寺院金融兴起于南北朝,兴盛于初唐,唐中叶后走向衰落。佛教寺院以其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普度众生的观念,不仅为庄园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伦理支持,还在接纳信徒的捐施后,通过无偿赈济的慈善活动和有偿借贷的金融活动的结合,从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引导庄园经济向最有利于实现民族融合的方向迈进。来自异域的寺院金融虽然衰败,其跨血缘放贷过程中有助于降低风险的质押管理技术,依靠信仰纽带的力量降低交易费用的伦理道德,以及依靠宗教的超越性情怀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法则,被本土世俗金融学了去,并与强调孝道、家庭的本土儒家文化相结合,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关键词:佛教;借贷;寺院金融;财富;金融业;信徒;伦理;金融活动;血缘;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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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金融兴起于南北朝,兴盛于初唐,唐中叶后走向衰落。

  庄园经济是自东汉迅速发展起来的,建立在两牛抬杠技术基础上的规模化组织。一方面,因其内部复杂的多血缘关系,要求突破强调家庭血缘关系的“孝道”束缚,由此促进了主张超血缘关系的包括道教、佛教在内的宗教运动勃兴。另一方面,庄园经济的发展严重削弱了大一统皇权的力量,以致发生魏晋南北朝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战乱。而长期的战乱在刺激庄园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推动宗教运动向彻底否定家庭血缘关系的佛教热的方向发展,以致佛教寺院不仅是精神领域的重镇,更享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包括僧人可不服兵役,不向朝廷纳税,不受世俗法律的管辖,不拜君亲等。

  佛教寺院以其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普度众生的观念,不仅为庄园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伦理支持,还在接纳信徒的捐施后,通过无偿赈济的慈善活动和有偿借贷的金融活动的结合,从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引导庄园经济向最有利于实现民族融合的方向迈进,为中国重新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即使进入隋唐大一统社会后,寺院金融也并没有随着社会的逐步安定而萎缩,而是与庄园经济的发展相同步。直到唐中叶后,随着适合小农使用的曲辕犁在全国广泛普及,庄园经济瓦解,佛教热降温,寺院势力和金融才迅速衰败下去。

  沙畹、谢和耐曾从造像、写经的数量角度,指出中古社会的佛教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定都于洛阳的北魏时期,即公元495—534年,二是唐太宗执政后期,以及高宗、武后执政年间,即公元638—705年。事实上,这也是寺院金融发展的两个高峰。柯林斯指出,在中国中古早期和初唐,寺院是土地交易、金融贸易和生产机械的生产使用中心,僧侣们开辟了土地交易市场,而且组织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他们将集聚起来的大量物品或出租或借贷,从中收取一定的利息,从而充当了典当、拍卖、庙会发起人以及旅馆的角色。谢和耐则强调,“文献中从未谈到过那些最为富裕的宗教机构在中国起过大型农业银行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得不说,某些大寺庙在当时的某些地区产生着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中古时期的寺院金融能够快速持续发展,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1.普度众生的宗教理念以及所享有的免税免役特权,为寺院带来源源不断的捐施,为从事有偿借贷的金融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一方面,世俗庄园主(亦称门阀、士族)纷纷向寺院捐施财产,“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另一方面,老百姓则纷纷投附寺院,以致“民多绝而入沙门。”寺院将世俗庄园主捐施的土地、钱财与投附的百姓紧密结合,遂形成了强大的寺院庄园经济,为从事金融活动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隋唐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庄园经济的继续发展和佛教热的保持,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寺院得到的捐施更多。一方面,包括皇室、世族、平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一如既往地继续捐施,但由于和平年代财富增加的关系,不仅“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富裕起来的庶民也积极捐施,他们“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这使得佛教寺院积累的财富较之南北朝更多。另一方面,信徒的捐施走向制度化。在魏晋南北朝,信徒捐施什么,捐施多少是个体自愿的行为。及至隋唐,信行要求信徒每天至少要“舍一分钱或一合粟”,富裕者也可“日别施钱四十分”或“日别施钱十六分”。通过这样制度化的方式,三阶教无尽藏的资产不仅在总量上积累到相当水平,而且在财物的种类上也表现出多样性。如“无尽藏”共设十六种“无尽藏”施,仅饮食“无尽藏”一项,就列入了粳米、糯米、面粉……柴、厨具、调料、蜂蜜……酪、瓜菜等等。它将各位信徒的少量供物合在一起,组织成多种类的资产组合,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底层民众多方面的需求,将金融业流通的职能发挥到极致。

  2.普度众生的宗教理念,赋予寺院僧众全身心服务民众的强大精神动力。

  寺院从事有偿借贷的金融活动的动机是实现济世救人,普度众生,“福田广种”的宗教理念。按照佛教徒的理念,无论有偿借贷的金融活动还是无偿赈济的慈善活动,均属于普度众生、宏济贫民的范畴。至于收受利息,除了为使财富流转滋长,成为“无尽藏”(含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之意)外,也有激发受施者之从善心、知恩图报之意。显然,正是“普度众生”的服务意识,统一了中古寺院表面上相互对立的行动,即一方面是虔诚刻苦的修行,另一方面是聚敛并流通数量惊人的财富。何蓉(2007)指出,在魏晋隋唐很多僧人身上,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圣徒气质: 一方面,践行乞食苦行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劝信徒布施金帛,以之辗转生利……愈是彻底的苦行,愈会募得大量财富。”“恰恰是信仰的因素保证苦行与财富能够并存。财富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寺院里,又以高涨的热情被投入到建福业的活动中。在财富积与消的流转的背后, 蕴含着佛教徒们自度度人的理想和业报轮回的宗教讲论的力量。”

  3.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宗教理念所导致的高努力还款,构成寺院金融能够持续进行的信用保证。

    因果报应、普度众生的宗教性理念,使寺院的借贷资本具有了神圣性,能够激励借款者高努力程度还款,不然,就会受到神力的惩罚,死后为饿鬼,转世为畜生。《五分律》云:“贷僧物不还,计直犯罪。”对于信仰者而言,这种因果报应说是很有效果的,因此凡是这种借用,若有可能,信徒一般都会归还,而且依照信仰的要求还会超过当初所取之钱物,这使得寺院放债有时虽不立文契,仍能按期收回本利。《两京新记》卷三记唐朝化度寺无尽藏云:“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还送而已。”

  何蓉指出,寺院从事质钱活动时, 作为抵押物的“典”的实际作用并不大。在一般情况下, 典物的价值肯定要高于出借的钱或帛的数额,但是,在寺库的契约中, 它起到的主要是物证的作用,有些借贷甚至在没有文契的情况下就成交了,这反映了宗教信念在约束借款人行为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唐中叶后,随着适合小农使用的曲辕犁在全国广泛普及,社会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庄园经济瓦解,小农经济复兴;意识形态上,出现了主张突破血缘关系限制的佛教热降温,强调家庭、孝道的儒家思想兴起的趋势,寺院金融终因动员信徒捐施的能力下降,规范僧众和借款人行为的能力下降而迅速衰败下去。

  来自异域的寺院金融虽然衰败,其跨血缘放贷过程中有助于降低风险的质押管理技术,依靠信仰纽带的力量降低交易费用的伦理道德,以及依靠宗教的超越性情怀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法则,被本土世俗金融学了去,并与强调孝道、家庭的本土儒家文化相结合,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宋元明清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柯林斯指出,没有宗教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不会有公司资本主义的出现。前者不仅为后者的发展提供管理的经验、技术和制度,更为其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伦理道德。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是基督新教伦理,可谓至理名言,反映了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中古社会寺院金融的兴衰对当代金融业也有重要的启迪。亦即,不仅要重视对风险防范的管理技术的探讨,更要重视对影响人类金融行为的宗教文化的探讨;不仅要重视研究如何降低金融风险,更要重视研究如何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实体经济服务,这才是金融业的立身之本。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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