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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解读 专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志彪:增强中国经济内生动力
2017年03月24日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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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增强”。中国社会科学网围绕如何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这一主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

  国企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网: 国企改革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请问您对国企改革的建议。

  刘志彪:首先要分好类。不同类型的国企,改革方向不同,需要采取分类管理。按功能分,国企包括这样几类:1)完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纯粹垄断的国企,这类应该继续保持单一的国有性质;2)纯粹的竞争性国企,这类可以演化为民营企业;3)介于“竞争”与“公益”之间的国企,这类需要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都得改,建议从增量即从新增项目开始混改,这样比较容易入手,也相对容易见效。存量改革相对复杂。目前混改任务比较重的是垄断性国企母公司下的部分竞争性子公司和新增项目。如电力行业的配电、售电业务,中石化的石油零售业务,军工领域的军民融合项目等。

  发挥市场机制,尤其是资本市场机制。国企通过资本市场混改,便于进退。上海摸索出一种国企混改方法,就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机制,发挥上市公司的作用,目前看比较好地体现了“三公”原则。具体做法是:将优质国资装入(无偿划拨)上市公司的母公司,然后由该上市公司利用某种资本市场机制(如增发股份)进行反向收购。普遍推广这一模式,需要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

  混改的结果,最好形成一股偏大而非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混改后,要按照通行的市场规律去做。国企要淡化行政色彩,政企分开;民企要淡化管理的家族化色彩,股权多元化。

  央企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网:国企特别是央企逐渐成为反腐败的主战场之一。关于央企监管,您有何建议?

  刘志彪:国企容易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主要源于内部人控制问题。建议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中,根据中国国情建立央企委派总会计师制度。修改《总会计师条例》和《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提升公司治理中总会计师的地位,突显出资人的监督职责;为使总会计师更好的履行职责,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要明确总会计师必须由财政部或者国资委外派,行使外部人在企业内部的监督职责;建立业绩考评与激励约束机制;作为对总会计师进行履职业绩依据,需要在财政部或者国资委建立和完善其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为了更好体现党对国企的领导,落实好“两个责任”,把党的领导与完善法人治理统一起来,将总会计师纳入国企章程进行明确,定位为决策监督,由国家出资人机构委派。

  虚实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网:目前“脱实向虚”倾向与实体企业高杠杆问题并存,对此您怎么看?

  刘志彪:化解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倾向,需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实体经济方面着力,尤其是需要大力振兴制造业。

  这就需要通过鼓励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加更多的优质企业上市;通过再城市化战略来增加土地供应,增加住房供给,抑制非居住性投机行为;实施供给侧结构调整,把在低生产率和高风险部门滞存、占用的市场资源、物质资源和信贷资源,转移到生产率更高、市场需求更大的产业部门和企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与此同时,鼓励传统产业中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实施“品牌中国”战略;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为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减负;鼓励中国制造企业从全球价值链底部开始升级;激励制造企业加大自主知识产权投资,尽快形成核心竞争力;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在现有的间接融资体制下,信贷资源配给实体经济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这导致实体经济企业债台高筑。如果不能把企业部门过高的杠杆降下来,金融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脱实向虚”倾向就难以扭转,振兴实体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如何降低实体企业部门杠杆?也要分情况。对僵尸企业,就去产能;对暂时困难企业,可实施债转股。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现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往往表现为地方国企的负债,规模大、隐蔽性强、风险高,是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管理。

  市场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网: 提升国内外企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必须依赖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对于构建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请问您的建议?

  刘志彪:一般来说,在法治化市场营商环境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往往直接生产成本高,如人工成本高,但是交易成本低,因而会成为吸收外来投资、吸引高级人才的密集地区。

  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使市场活动中的潜规则变为明规则,从而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可以根据规则实施优胜劣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社会经济效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既是企业家精神形成、释放和发挥作用的历史,也是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的进程。

  改善和优化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一是要实现产权保护制度的法治化。二是产业政策管理转向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以此来规范市场秩序和行为。三是宏观经济政策法治化。宏观调控政策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形成企业主要的市场营商环境。为防止宏观调控政策出现随意性、盲目性和不协调性等问题,需要把政府的宏观调控纳入法治化管理的轨道。

  内需驱动与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是大国经济,如何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

  刘志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中国在逐步形成自己独到的全球化战略体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战略理念、模式、体制和举措等等。

  重构基于内需的全球价值链,是我近些年一直在倡导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主要含义。顺应全球化大势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开放发展中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需要努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以中国巨大的内需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还需要占据消费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地位,加入发展生产者驱动的全球创新链。

  建设创新驱动国家,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构建基于内需的、以我为主导新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并不是新的全球经济现象,而是人口和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的经济常态模式。与小国必须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不同,典型的大国经济如美国,从来就是从内需中享受发展红利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国也可以。(记者 张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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