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公共物品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全球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和政策体制。跨国人口流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不断增长,对增加国际公共安全、国际法律制度、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公共基础设施、动植物疾病防治等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目前全球公共物品的供应存在供应总量严重不足、供应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公共物品供应极端不足，全球公共物品供应在区域分布上严重不平衡。这就亟需增加全球公共物品供给。

　　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四种可供选择的途径。第一，由世界政府来提供。但真正的世界政府从未出现过，建立世界政府的设想至少在短期内尚不可行。第二，由超级大国来提供。历史上超级大国担当了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者的作用。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美国依然是最主要的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者，并在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享有主导地位。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降低，它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会逐渐减少，一方面不愿供给，另一方面确实无力供给。第三，由国际组织来提供。世界范围内存在大量的国际组织，它们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在不同领域提供一些全球或国际公共物品。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四，由国家集团或者利益集团来提供。当前，全球公共物品的供应主要是由超级大国主导，并通过主权国家以及一系列国际组织来落实。

　　中国秉承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破坏、传染病传播、贸易保护、经济金融危机等全球问题，都会直接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受自然生态脆弱、对全球经济依赖性增强、抗击各类风险能力较弱等“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制约，全球问题对中国的破坏性远大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最需要全球公共物品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坚持走一条与众不同、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政府的强有力组织和领导下，经济总量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国际储备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早已“今非昔比”。201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3.2%（美国是16.3%），超越美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引擎。作为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必须而且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体现更大影响。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就是一条现实途径。

　　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努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物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持续繁荣，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新的发展思路，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研究和学习的对象。此外，中国在稳定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国际援助和救援、科技创新和进步方面的成就，也产生了良好的外部效应，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公共物品供给。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新变化。一是随着新兴国家整体的崛起，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方正在发生悄然变化。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二是全球的互联网等基于市场规律的准公共物品正在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公共物品体系当中更有效率的崭新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表现出更多的大国担当，以新思维、新方式、新准则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增加。例如，中国积极参与G20机制，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投资、贸易和税收新秩序，支持IMF救助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的国家，支持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缓解计划，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充当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中国进行的所有这些全球性或区域性的治理活动，为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一带一路倡议”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也将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大的合作共赢的公共物品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将在以下方面增加全球公共物品供给。

　　第一，产生国际合作新理念和新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制度创新之一。“一带一路倡议”作为21世纪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在国际社会推动包容性发展理念的一大实践。俗话说，实践出真知。“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丰富人类发展的知识宝库，将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共商、共建、共享和包容发展新理念和新模式。

　　第二，高效的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包括港口、桥梁、公路、电力设施等“硬”基础设施，也包括国际投资和贸易制度、国际货币制度、国际投资环境和法律制度等“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而且充足高效的基础设施还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水平低下，已经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基础设施先行”的理念，在政府的组织下社会资金优先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一带一路倡议”将重点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各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中国运用自己发达的基础设施产能、技术优势，以及高储蓄的资金优势，动员国际社会资源，推动沿线国家增加基础设施供给，打通沿线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各种道路和设施阻塞，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合作水平，为沿线国家未来的经济稳定增长夯实基础。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也可为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提供新的国际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通过国际货币制度安排，提供全球通用的国际货币，可以防止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节约交易成本，便利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使得国际金融有序发展，促进世界实体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框架下，美元一直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在国际大宗商品、金融市场充当计价结算和支付工具，并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主要储备资产。迄今为止，美元仍然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有60%以上的份额。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不足25%，在国际货币中的份额却超过60%，这种货币地位与实体经济地位的巨大偏差，使得美元容易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膨胀，产生巨大的金融危机，而且美元波动和美元危机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危及其他国家。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其他国家付出了超过4万亿美元的损失，因此，需要在国际金融领域增加全球公共物品，增加新的国际货币，以便在美元出现问题时为国际货币提供稳定的锚和避风港。2009年中国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长期战略，中国将大力提供金融支持，包括资金、技术援助、支付清算体系等等。主要发生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发生在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使用人民币清算结算具有便捷、安全、成本节约、规避汇率风险等优势。事实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宏观金融审慎政策、金融风险控制、人民币汇率波动等方面，具有卓越的国际口碑。人民币国际化符合国际金融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已经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越来越多的官方认可。

　　第四，建立新型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合作不管是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中，还是在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安全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的国际金融合作平台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各大洲的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这些组织是由美国主导的，其治理结构、制度安排、业务标准基本上都是按照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标准设计的，较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发展要求，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合作的需要方面乏善可陈。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此深有体会，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公平的发展环境和必要的金融支持，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期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然而，受到美国国会的阻碍，多年前G20首尔峰会通过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发展中国家份额的议案至今尚未落实。因此，中国倡导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绸之路基金，用务实的态度、新的治理规则和标准，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金融需求，用实际行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增加国际金融领域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

　　第五，为消除局部战争和恐怖主义提供新的手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不仅欢迎沿线国家“搭便车”、“搭快车”，还致力于推动中亚、中南半岛国家共同发展。中国政府将和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建设富有生机活力的多条经济走廊。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产生广阔的辐射效应，加速消灭贫困，缩小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铲除战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推动地区热点降温，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