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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业的兴衰及启示:纳入文化贸易理论框架的解释
2017年07月06日 10: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罗立彬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文化贸易理论框架分析香港电影产业的兴衰,指出中国香港地区电影的辉煌是因为其供给条件与贸易成本条件的优势抵销了其在需求方面的劣势,而当其供给条件和贸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减弱之后,其需求条件方面的劣势就开始显露并最终导致产业的衰落。香港电影产业的案例证明,本地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对于一个地区电影文化贸易的重要性。中国大陆在本地市场规模方面的优势为其供给条件的培育以及政府的产业及贸易政策提供了灵活调整的空间。

关键词:香港;电影产业;文化贸易

作者简介:

  摘要:本文运用文化贸易理论框架分析香港电影产业的兴衰,指出中国香港地区电影的辉煌是因为其供给条件与贸易成本条件的优势抵销了其在需求方面的劣势,而当其供给条件和贸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减弱之后,其需求条件方面的劣势就开始显露并最终导致产业的衰落。香港电影产业的案例证明了本地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对于一个地区电影文化贸易的重要性。中国大陆在本地市场规模方面的优势为其供给条件的培育以及政府的产业及贸易政策提供了灵活调整的空间。

  关键词:香港 电影产业 文化贸易  

  

  中国香港地区电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一度辉煌,在最为繁荣的阶段,香港的电影产量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印度和美国。在完全自由的香港电影市场,1992年,电影总票房达到15亿港币,其中80%来自香港本地电影,而出口全球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在香港的票房收入只有香港本土电影的四分之一。不仅如此,香港电影在本地以外的票房收入也很可观,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中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1993年以前,中国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华语电影几乎全都是香港电影,为数很少的台湾本地商业片也往往聘用香港演员,具有浓郁的港片风格。但是自从1993年以后,香港电影突然开始走下坡路,而且一蹶不振。1992年是香港电影最为辉煌的一年,港产电影在香港本地的票房高达12.76亿港币,但是到了2002年,这一数据已经下降为1.18亿港币[1]。根据香港影业协会及香港戏院商会的统计,2016年,在香港地区电影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中,只有《寒战2》和《美人鱼》这两部华语电影,分列第三位和第七位,其他8部都是进口电影,而其中有7部为好莱坞电影[2]。2016年香港地区电影票房排名前十的电影总票房为6.33亿港币,而两部上榜的华语电影票房为1.21亿港币,占这一票房总额的19%。在1993年,香港上映港片的数量最多,达到153部,但是之后就一直呈下降趋势,2016年上映数量为61部,较1993年下降了一半以上。

  对于香港电影的衰落,人们给出多种解释,如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资金的撤出(Michael Curtin,2007)、“九七”回归前电影人身份危机引发的“抢钱”意识导致商业化恶性泛滥,电影质量下降;人才外流、香港电影的产业制度影响等(张燕,2003)。这些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给香港电影产业的衰落提供了解释,但是由于因素众多,且没有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因此不利于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产业所借鉴。本文尝试将香港电影产业的兴与衰纳入文化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一方面验证文化贸易理论,另一方面也希望运用更加清晰简洁的理论来解释香港电影产业的兴衰,进而为大陆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影响任何经济体的文化产业和贸易竞争力的因素都可以归纳为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贸易成本三个方面。李怀亮(2016)将国际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国内市场规模、文化差异和文化距离、技术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政策。本文为了研究需要,进一步将上述因素归纳为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贸易成本三类。其中本地市场规模是需求条件,技术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是供给条件,而文化差异和文化距离以及相关政策的若干方面也影响贸易成本。

  一、供给条件与贸易成本优势抵销了本地市场狭小的需求弱势:香港电影走向辉煌

  (一)需求条件无法支撑香港成为华语电影中心。

  从需求条件看,即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香港也不具备电影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因为从中国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这几个被认为是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来看,香港的经济总量仅高于新加坡而位于倒数第二位。文化贸易理论中的“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对于电影生产来说作用明显,即本地市场规模大可以支撑电影出口,单从这个因素来看,当年电影产业以及贸易领先的绝对不应该是中国香港,而应该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总规模大于香港的地方。

  (二)有利的供给条件与贸易成本条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香港电影产业繁荣的主要原因。

  香港电影产业当年的辉煌几乎完全可以由有利的供给条件和贸易成本方面的因素所解释,这些有利条件抵销了其在需求条件方面的不足。

  1.政策方面,香港具备自由的经济体系,这是当年香港与其他华人社会区别最为明显的地方。香港历来以“自由经济体”著称,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及加拿大费沙尔学会在1990年代中期发表的自由经济体系报告中,一直将香港评为全球第一的自由经济体。这种自由经济体的突出特征也体现在当地政府对于电影产业的管理方面。当地政府一方面从来没有对于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进口电影设置配额,也几乎从来没有给本土电影产业以任何优惠政策,对于电影内容也很少进行审查限制。

  这种自由放任的制度与当时东亚其他经济体明显不同。比如台湾电影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一直受到台湾“新闻局”的电检限制,在1982年出版的一篇名为《台湾电影业发展的困境》[3] 的文章中,作者指出,阻碍台湾电影业发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新闻局”电检尺度太严,窒息了电影的创作活力,使得很多台湾电影人转而到香港去拍摄电影,台湾的商业电影也逐渐具备了香港电影的特色[4]。而在韩国,在1961到1987年间是军政府当权时期,韩国的传媒产品受到严格管控,政治自由受限,加上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阻碍了韩国电影生产(李怀亮,2016)。当时,中国大陆的电影业也处于计划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的时期,基本上没有发展商业电影。

  自由的经济体制使得香港电影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与好莱坞电影“贴身肉搏”的激烈竞争当中。在这种“不在竞争中灭亡,就在竞争中崛起”的环境当中,香港电影人表现出极为强大的生存能力,且产生出世界级的商业类型电影。后来成为国际明星并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成龙多次在访谈中讲到自己“为什么要拼命拍电影”,就是因为“不拼命拍,就没有办法和好莱坞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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