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静观政策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一部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表示拒绝，双方军队遂在卢沟桥附近发生冲突，全面抗战由此揭幕。但“七·七”事变爆发后直到1937年底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依然基本保持着此前静观其变的姿态，苏联因素也依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的静观政策突出地表现在国务卿赫尔在7月16日、8月23日发表的两次声明之中。7月16日，赫尔对《非战公约》的签字国发表声明，指出“目前在世界若干地区存在着紧张局势，表面看来，这仅仅牵涉到邻近的那些国家，但它归根结底必然会涉及整个世界”，并强调“任何严重的敌对行为，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利和义务。”为此，美国政府感到有必要阐明对它所深为关切的国际问题和国际形势的立场。声明接下来列举了美国希望得到的普遍遵守的国际准则，包括：在本国和国际上自我克制；在推行政策时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它国内政；通过和平谈判和协商的途径，调整国际关系中的有关问题；信守国际协议；维护条约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贸易机会均等，等等。[1] 8月23日，赫尔再度发表声明，强调“7月16日阐述的原则可以运用于太平洋和世界其它地区……这些原则体现于华盛顿会议条约和巴黎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之中”。[2]

　　此后，赫尔的两次声明就成为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对待中日战争的官方政策的基础而被反复提及。与史汀生1932年“不承认主义”声明相比，赫尔声明并未提及远东，也未直接否认由于日本侵略而被改变了的现状，而只是以抽象的方式阐述了美国所信奉的国际关系原则。葡萄牙政府曾批评说：没有人会反对国务卿从总体上提出的那些原则、建议和希望，人人都希望和平，都宣称条约和履行条约的神圣性……但是当各国从意愿转向行动的领域时，困难就会产生。因此，要建设和平，首先就要“承认用含糊的公式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空洞无能”。[3]

　　而且，美国政府还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联合调停中日冲突的提议。“七·七”事变以后，英国政府为保护其在华利益，态度比较积极，它在事变后多次警告日本政府：如果其将华北变为另一个伪满洲国，英日关系将很难真正改善。英国还试图以正在进行的英日谈判为筹码，迫使日本尽快与中国恢复和平。此外，13日，英国还询问美国，是否愿意联合调停中日冲突，并表示法国在原则上已经同意。[4] 然而，美国国务院委婉地拒绝了英国的提议，称美国已经向中日两方强调了保持和平的重要意义，美国愿意合作，但希望采取平行行动，而不是联合行动。[5] 此后，美国多次拒绝了英国的类似提议。

　　此外，美国在参加由《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上也持消极态度。从一开始，国务院就明确给美国代表诺曼?戴维斯低调的信号，告诫他“牢记美国公众决心避免战争”，布鲁塞尔会议的主要功能是“为建设性的讨论提供一个讲坛，以形成解决问题的可能基础，并努力通过和平谈判把各方拉到一起来”。[6] 在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反对一切制裁日本、援助中国的具体措施。它反对禁止政府对日贷款和劝阻私人贷款，甚至认为重申“不承认主义”的声明也“不合时宜”。结果，布鲁塞尔会议只是通过了一个报告和宣言而草草收场。它并未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未给予中国任何实际援助，反而示弱于日本。

　　二、苏联因素与美国对“七·七”事变中远东形势的观察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其自身条件的限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当时美国依然处于孤立主义的深渊之中。1937年2月众议院甚至有议员提出宪法修正案：除非美国领土遭遇外敌入侵，国会宣战以后，还要经由全民公决认可方能生效。[7] 而且，“新政”实施几年之后，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而从1932年到1939年，美国对日出口额占到美国总出口额的7.3%到9.9%，日本在美国出口中一直居第三位，[8] 这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可能性。此外，美国也缺乏支持经济制裁所必要的军事实力。海军部多数高级将领都认为制裁将引发战争，而美国海军并未对此做好准备。[9]

　　但如果仅从以上方面解释，就忽略了苏联因素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也可能误读美国静止观望的性质，而简单地将其指为美国政府在被动局面中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事实上，美国是将中、日、苏、英等国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远东局势的，苏联因素对美国远东政策不可避免地发挥着影响。

　　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日本侵占华北和对苏战争之间的关联。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有可能是为对苏开战做准备。前已提及，早在1935年11月26日，美驻日一等秘书迪克夫就询问过苏联方面对华北形势的看法，认为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也许意在为对苏联战争做好准备。[10] 1936年9月18日，美驻华武官史迪威在会见伪满洲国外交次长大桥（日本人）时也询问道，日本向华北的渗透是否足以保障在对苏战争时的侧翼安全。他在会见以后还总结说：日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在满洲国北部发生大规模战争时，没有华中地区向北的行动能够威胁到左翼安全。日本确信与苏联的战争在五年以内就要发生，这需要日本动用所有的资源，而中国的局势相对于苏联威胁而言只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11]

　　而“七·七”事变又正是日本误认为苏联衰弱之机发动的，日本侵华有相当的动机是针对苏联。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总结“七·七”事变时指出，“七·七”事变并非日本蓄意发动，但这一事变很快被日本加以利用。之所以如此，除了担心国民政府对华北影响的加强和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即日本注意到苏联国内正处于大清洗的混乱之中，因而不可能卷入与日本的冲突之中。[12] 格鲁也持相同意见，认为在“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方嗅到了不会招致苏联干涉的最有利于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的时机，不只是因为欧洲局势完全吸引了苏联的注意，而且苏联国内的情况也严重削弱了苏联红军的作战效能。日本有将军公然宣称“苏联红军已被极大削弱，正面临毁灭”。格鲁认为，如果这一观点占上风，将有利于那些主张在近期内一劳永逸地解决苏联问题的少壮派军官。[13] 美驻华使馆官员洛克哈特则分析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动机，其中之一即日本要尽可能地通过获取对广大地区的控制权来提高自己相较于苏联的扩张实力。这些地区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可以为之提供自然资源和近乎无限的人力资源。[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