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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敦文:七七事变与全国抗战动员
2017年07月07日 17: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彭敦文 字号

内容摘要:七七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对中华民族全面奋起抗战的动员令。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政局的转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格局。所有这些表明,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以坚决抗日的立场,率先向全国发出了全民动员的号召,成为推动全面动员和全面抗战最坚决、最积极的政治力量。上述可见,七七事变引发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以国、共为主体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捐弃前嫌,共谋合作,在短时间内实施全面动员,从决策到实施,从国内到海外,从政府到民众,迅速形成了上下一致、共赴国难的局面,中国抗日的历史也由此走向了全面抗战的阶段。

关键词:抗战;七七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动员;蒋介石;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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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对中华民族全面奋起抗战的动员令。此时的中国,虽然内战已经停止,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除,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仍存在避战求和的思想。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政局的转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格局。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最前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时,中共中央还指示北方局,“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并要求北方局在平津以东地区、平汉线、津浦线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游击战争。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分别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建议“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准备随时出动,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9日,红军通电全国,表示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请受命为抗日前驱,开赴抗战前线。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宣言,提出八项抗战救国主张,要求“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立刻改革政治机构”,“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等等。8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制定并公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口号,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实施措施。随着这些政策以及措施的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入动员各界群众、创立抗日根据地的运动之中,华北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所有这些表明,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以坚决抗日的立场,率先向全国发出了全民动员的号召,成为推动全面动员和全面抗战最坚决、最积极的政治力量。

  执政的国民党,自华北事变以来,逐渐调整以前妥协求和的政策,坚持维护华北主权。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意识到巨大的战争危机来临,他要求驻守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29军实行全体动员,固守阵地。7月9日,蒋下令调遣军队北上,集结于石家庄,以为第29军之后援,下令沿海沿江各大城市实行戒备,并要军政、军令、训练部门部署应战准备,军队全部实行动员。同时,蒋介石召开会议,针对国民政府中的谋和情绪,明确指出七七事变绝非能局部解决的,“我们国家不抗战要灭亡”,“只有以战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这一讲话得到各界的热烈响应,国内各地方派系将领,如广西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各派系刘湘、晋军阎锡山、滇军龙云等,纷纷请缨,要求派兵参战。为推动各种社会力量参加抗日,国民政府还释放了因抗战言论被关押的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王造时),以及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取消了对原反蒋派系人物的通缉令。同时,国民党中央也大力推动国共合作,具体安排红军的改编,确定改编后红军的作战任务,等等。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确认国共实行合作,共同御侮救亡方针。至此,对抗战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奠定了举国一致、共赴国难的抗战新局面的基础。

  在此前后,国民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以蒋介石为主席,授予其国家战时最高统帅之职权;设立大本营,统率和指挥全国抗战;成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有国内各派政治人物参加的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的前身);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防最高会议,负责人口疏散、政府机构的迁移、防空、防谍、劳役壮丁的征调、前线物质供给等等与战争相关联的各项事宜。这些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全国开始转入战争状态。为适应战争需要,国民政府还迅速地公布了一些战时管制和处理条例,推动和规范战时动员,如《军事征用法》、《国民公役法》、《战时粮食管理条例》、《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条例。

  七七事变推动了民间的抗战动员。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早已激起中国社会各界的义愤。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抗日救亡团体就自发组织爱国学生、市民、工人,慰劳29军全体官兵。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也致电第29军,捐款捐物。海外华侨也踊跃捐献,支持29军抗战。抗战动员最为重要的是对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全国各大报刊一致大力宣传抗战;中国共产党在各大城市出版宣传抗战的《新华日报》的要求也获得国民政府允许。各地军政领袖、文化名人、社会名流,也都相继发表谈话、演讲,主张和宣传抗日。各地纷纷成立救亡协会、抗敌后援会。例如: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各方面的活动分子,8月初在上海组织了各界“救亡协会”;8月17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成立;7月22日,宋庆龄、何香凝在上海成立“中国妇女界抗敌后援会”;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华侨也是积极抗战的呼吁和宣传者、组织者,七七事变后的半个月内,便成立各种爱国组织376个,他们捐钱捐物,组织侨胞回国参加抗日。至此,全国上下包括海外华侨的抗日宣传以及各地官方、民间各种抗战组织的成立,掀起了动员全民族抗战的高潮。

  上述可见,七七事变引发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以国、共为主体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捐弃前嫌,共谋合作,在短时间内实施全面动员,从决策到实施,从国内到海外,从政府到民众,迅速形成了上下一致、共赴国难的局面,中国抗日的历史也由此走向了全面抗战的阶段。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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