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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选】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与现实应用
2021年06月15日 16: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作者:郭台辉 字号
2021年06月15日 16: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作者:郭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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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在西方世界兴起,受17、18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目的是理解与解释19世纪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危机与现代性问题,并且将资本主义问题置于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普遍进程中来把握。19世纪形成了三种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韦伯的阐释学。

  西方社会科学的三种方法论传统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的理解不同,对现代性问题及其化解方案有异。它们各自均有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历史维度。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传统立足欧洲近代思想传统,整体剖析并扬弃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社会的总体兴衰过程与现代性总问题。本文重点梳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传统,旨在顺应历史潮流,理解和解释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形成,反思过去和借鉴经验,回应与化解时代危机,为构建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科学提供部分方法论参照。

  马克思在批判与扬弃的基础上系统综合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社会主义思潮三种近代欧洲的知识传统,发展出历史唯物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传统。这种全新的社会科学传统总体批判并超越了资本主义观念与制度及其相应的实证主义知识体系。其中,唯物辩证法得益于马克思批判性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辩证法传统,并进一步改造了总体性与矛盾性两个指导原则。黑格尔提出“真理是全体”,“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所有特殊因素与各部分环节服从于作为总体的理念,把社会、政治、伦理、历史与世界全部统一到“绝对精神”的理念。但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坚持以唯物论的总体性原则剖析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模式。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则表现有二。一是时间维度的历史总体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和社会形态,而每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关系都要历经诞生、展开、危机和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逐渐过渡到新的阶段与形态。二是空间维度的社会关系总体性。马克思既考虑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揭示资本主义的总体社会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体制是为了满足资本利润和理性计算的需要,逐渐把工人甚至所有社会群体都对象化为孤立的原子。因此,以雇佣劳动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

  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传统中,总体性原则离不开矛盾性原则。唯物辩证法强调批判性分析社会现象的内在矛盾,而矛盾的对立统一性让事物不断扬弃自身,以新的形式推动社会总体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意味着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感性到理性、具体事实到抽象命题的实证逻辑过程。相反,“正确的方法”应该进一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抽象思维把握具体的社会实践。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包括,相对于多层多元社会关系的整体有机联系,相对于社会生活各部门与各领域的各种具体制度的总体规范,相对于阶段性历史存在的人类总体历史过程与发展规律,社会内部各领域的矛盾变动及其辩证运动构成为社会总体的历史变迁。

  在总体性与矛盾性为原则的唯物辩证法指导下,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进程与规律为研究视野,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具体研究对象,旨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总体的概念体系与知识体系。而研究社会生活各分支领域,乃是研究作为人类总体社会或者具体社会这一有机体的特殊环节。因此,马克思开创的社会科学传统有其明确的方法论特征。一方面,反对任何决定论的社会科学,既批判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认为李嘉图的“庸俗经济学”仅从社会生活的经验个体出发,片面观察经济问题,也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 反对孔德的实证社会科学把人与自然二分,更反对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整体。马克思认为,自然的历史与科学知识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变化而变化,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甚至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因为自然科学的知识、思维与方法被用来支配人与社会秩序或者提升人的生活质量时,就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把社会看作人与人之间关系汇集而成的动态总体。从对“人”的理解来看,马克思意义上的“人”是“类的人”。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是一个“动态过程”,由特定社会关系主导的“经济—社会”领域统摄。马克思把“科学”视为一种理解与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反对神学与形而上学,认为科学可以理解并解释人类社会的普遍历史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事实。

  马克思把自然与社会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并统一置于“历史科学”。马克思扬弃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强调历史不是从“抽象的人”、“绝对精神”或者“伦理观念”中发现动力与规律,而是要回到现实社会中的人及其物质劳动实践的生产关系。“社会”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是理解现实历史发生过程的基础,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里的“历史”是人能“认识到的”、“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显然,“人”是自然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意识存在,通过人的具体物质劳动过程,历史时间与社会空间成为一个完整的总体,而“历史科学”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不仅如此,马克思以人的物质劳动为纽带,把以生产关系为主导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起来。自然因人的劳动而获得社会属性,人、自然、社会及其历史过程都统一到”历史科学”范畴。

  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创造历史,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自然界、社会、历史因人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成为有机统一的“历史科学”,即“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从物质生产出发,理解人的生产劳动及其异化过程,把握以劳动分工与商品交换形成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由此理解市民社会的微观构成逻辑(商品交易为出发点)、构成要素(资本、利润、工人、资本家),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 (生产关系) 与历史过程 (阶级斗争),从社会史的微观分析上升到宏观结构的过程阐释,推导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相一致,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不仅使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经验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得以统一,而且在逻辑上贯通了总体性和矛盾性原则。总体性原则体现为两个层次。在规范层次上,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黑格尔,认为历史在摆脱异化和否定阶段之后,“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能够通向未来更高的完满阶段;在经验层次上,马克思不赞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利决定论和黑格尔的观念决定论,认为个人是吃喝住穿的需求总体性,社会是个人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而“有生命的个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历史观”“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因此,总体的社会科学与总体的历史研究应紧密结合。同样,“历史科学”在两方面运用矛盾性原则,让经验的总体历史贯通规范的总体未来。其一, 经验上的生产关系形成阶级关系,并最终产生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推动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其二,在规范上进一步挑战黑格尔的思辨认识论,认为知识不是抽象的、没有实践的被动形态,而是从经验中来,又在总体上积极参与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从而创造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由此异于孔德的经验归纳与推导以及韦伯的概念命名与形式化。因此,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目的不是孔德的“认识、预测和控制世界”,也不是韦伯的“理解与阐释历史”,而是“改造世界”并“创造自己的历史”。相应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也超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历史学等现代学科的实证主义划分。

  受不同历史观念传统的影响,历史研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形成不同的历史之维。历史研究在实证主义传统中作为“用”,在阐释学传统中却是“体”。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体”“用”之争得以超越,二者融为一体。二战后,政治重建的欧美世界转向福利国家体制,亟待精确化和操作化的社会科学,而大学的扩张繁荣了社会福利导向的政策科学和成本—收益分析。社会科学重视社会调查方法,收集并统计现时的人口数据,建立起变量关系的数理模型,服务于内政外交决策。同时,战争使世界政治、经济与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缺乏历史感的美国,使美国社会科学倒转为欧洲及其他地区社会科学的蓝本,即定量化、精细化与技术化,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科学的去历史化趋势。至此,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甚至抛弃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传统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一轮现代性危机再次“涌现”西方世界。这也再次激发了社会科学的批判意识与历史意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与历史之维得以“回归”。受马克思的影响,欧陆兴起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反思启蒙理性与资本主义体制;英美兴起“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史与社会史, 再次批判现代性问题, 包括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兴起等宏大问题以及劳工、妇女等社会群体抗争等具体的社会问题。

  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都是连续不断的历史统一体,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又面临共时性的建构。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必然同时具备中国性与世界性、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二重特征,需要立足于当代科学研究的前沿,重视时空交织的社会整体及其知识属性,把社会与自然纳入同一历史整体和变迁进程来研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性重建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重申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传统,进一步批判实证主义传统的无历史意识,抵制阐释学传统的知识碎片化趋势,从而超越西方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体用之争。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为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找到天然纽带。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从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出发,打通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的隔阂,超越人与自然、经验与规范、科学与人文、历史与理论等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二分法传统。以此为指导原则,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不是“体”“用”关系,不是西方社会科学在材料与案例意义上的“转向历史”,也不仅仅停留在吸取经验、反思教训与因果关联的历史认知。相反,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把自然纳入社会历史过程,为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找到共同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强化历史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地位。社会科学的“社会”是人们生产与生活实践的交往网络,“科学”是人之社会性实践的智慧,“人的实践”成为历史、自然、社会相联结与统一的中心。重申“历史科学”传统,人与自然之间、过去与现在及未来之间可以围绕“社会事实”展开持续对话。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原题《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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