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经济学 >> 学者
周叔莲
2011年10月18日 09:52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周叔莲简介

  周叔莲,男,1929年7月出生,江苏省溧阳县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授、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78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曾被选为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主要兼职于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研究和开发促进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分组成员,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国家经委经济干部培训中心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工业经济、中国产业结构、工业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改革。1966年以前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农业经济问题;1959-1961年参加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研究;1974-1980年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兼任研究工作,主要研究中国工业现代化、工业改革、固定资产投资等问题;1980年以来主要从事中国产业结构、工业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提出过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在中国经济学界,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最早提出了中国应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建议。1997年发表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光明日报》)曾获198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79年与人合写的《再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对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机制以及国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宏观条件提出了系统的设想,获198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文章奖和1987年度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优秀论文“金三角奖”;主编的《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获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多次赴日本、英国、美国、西欧等地访问、讲学,进行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中国改革》,英文版,合著,美国宾亚法尼亚大学,1982年

  2.《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3.《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4.《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5.《周叔莲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6.《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

  7.《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前景》,《开放导报》1994年第3期

  8.《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当代财经》1995年第2期

  9.《对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看法(上)》,《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12期

  10.《把改革国有企业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结合起来》,《特区理论与实践》1996年第9期

  11.《对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看法(下)》,《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1期

  12.《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管理世界》(双月刊)1997年第1期

  13.《中国2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理论学刊》1998年第4期

  14.《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5.《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4期

  16.《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问题》,《生产力研究》2001年第3期

  17.《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年

  18.《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改革》,英文版主编,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1992年

  19.《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转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

  20.《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21.《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22.《利润范畴和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合著,1979年

  23.《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合著,1982年

  24.《中国经济改革》,英文版,合著,1982年

  25.《论经济管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26.《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27.《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28.《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周叔莲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0.《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

  31.《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年

  32.《重建社会主义企业》,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33.《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改革》,英文版,主编,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1992年

  34.《中国的经济改革》,英文版,主编,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1992年

  35.《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

  36.《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

  37.《中国经济两个根本转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

  38.《可持续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39.《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40.《论农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研究》1961年第5期

  41.《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周叔莲、吴敬琏,《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

  42.《调整时期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周叔莲、吴敬琏,《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6期

  43.《对当前经济结构的一些看法》,孙尚清、周叔莲(执笔),张卓元、吴家骏,《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77期

  44.《关于经济结构的几个问题》,周叔莲、陈吉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45.《经济结构问题探索》,周叔莲,《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

  46.《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的几个问题》,周叔莲,化工部经济管理培训班的专题报告,1980年5月;又载周叔莲《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

  47.《30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周叔莲,《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1980年

  48.《调整经济结构的几个理论问题》,周叔莲,《经济研究》1981年第3期

  49.《论当前经济调整的若干特点》,周叔莲,《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5期

  50.《把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究推向前进》,周叔莲,《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7期

  51.《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兼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消费模式》,周叔莲,《经济问题》1981年第7期

  52.《把重工业搞活,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周叔莲,《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6日

  53.《调整时期如何把重工业搞活》,周叔莲,《人民日报》1981年11月30日

  54.《经济结构的内涵和经济结构的任务》,周叔莲,《经济科学》1982年第2期

  55.《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周叔莲,《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

  56.《试论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周叔莲,《经济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57.《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周叔莲,《人民日报》1982年5月24日

  58.《城市的作用和经济结构的演变》,周叔莲,《工业经济所丛刊》1982年第6期

  59.《对于制定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周叔莲,《周叔莲选集》,1987年

  60.《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周叔莲,《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83年第1期

  61.《论我国经济调整的新阶段》,周叔莲,《经济问题》1983第2期

  62.《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周叔莲,《经济研究战略》1983年第2期

  63.《关于产业政策的几个问题》,周叔莲,《中国工业经济学报》1986年第3期

  64.《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几个问题》,周叔莲,《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7期

  65.《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读书笔记),周叔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2002年

  66.《经济结构与经济效果》,周叔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67.《中国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周叔莲,裴叔平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68.《国外产业政策研究》,周叔莲,扬沐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

  69.《中国产业政策研究》,周叔莲,裴叔平、陈树勋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年

  70.《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周叔莲,郭克莎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

  71.《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研究》,周叔莲,郭克莎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学 术 自 传

我研究经济结构的缘由和经历

  1979年6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布置全国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成立了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和现有企业现代化、理论和方法四个组。当时我已准备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所长马洪是经济结构组的负责人,分配我到经济结构组办公室综合组工作。以后一年时间,我对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在此之前,我对经济结构问题已有所接触。一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形成了非常畸形的经济结构。1974年至1979年,我在国家建委附属的一个研究组工作,对这种情况比较了解,我们研究组还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二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经济所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借阅了一批西方经济学和欧美国家经济史著作,对英美等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变动有所了解,例如在读过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各国的经济增长》以后,对他所论述的现代经济增长中经济结构的变动有很深的印象;三是我在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与国家建委谭克文、林森木合作写的几篇论基本建设的文章以及1979年上半年和吴敬琏合作写的主张调整时期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论文,也都涉及到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对我后来进一步研究经济结构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79年8月,孙尚清就组织我、张卓元、吴家骏同志和他一起撰写了《对于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初步研究》,文章由我执笔,全文共两万余字,探讨了什么是经济结构、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等问题,后来发表在《经济研究》编辑部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一书上。经济结构组的调查研究工作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随后的几年里,我仍继续对这个问题和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一、探索什么是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组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组织了400余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和200余位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十几个省市进行调查研究。当时,对什么是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等问题,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这些问题涉及调查研究的内容。我认真进行了研究,在《经济结构初探》(《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的几个问题》(载拙著《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经济结构的内涵和研究经济结构的任务》(《经济科学》,1982年第2期)等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时对什么是经济结构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经济结构指的就是生产关系,有些同志认为经济结构只是指生产力结构。这不仅是概念问题,而且涉及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对当前经济结构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弄清楚。我在文章中指出:经济结构这个概念过去我们也是使用的,但是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它等同于生产关系,研究经济结构就是研究生产关系。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根据,马克思说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且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变革社会的生产关系。但事实表明,仅仅把经济结构理解为生产关系是不全面的。从理论上说,马克思除了说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外,还说过经济结构是生产力的结构和生产关系的结构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马克思说的“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讲的就是生产力。马克思把经济结构既理解为生产关系的结构,又理解为生产力的结构,这种看法是全面的。从实践上说,由于我们过去把经济结构只理解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力排除在外,因而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缺乏研究,盲目实行的“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多次背离了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变革生产关系,发生偏差。我也不同意当时有人主张的经济结构就是生产力结构的意见。我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因此必须重视生产关系结构的研究,与此同时,也要十分重视生产力结构的研究。由于过去我们忽视了生产力结构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更要重视对生产力结构进行研究。

  当时对经济结构和经济比例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经济结构就是经济比例,有些同志认为经济结构和经济比例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我主张后一种意见,在论文中从多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首先,经济比例是一种量的关系,而经济结构既包括量的关系,也包括质的关系;其次,经济结构所研究的问题,有许多是经济比例问题,也有许多不是经济比例问题;再次,当时面临的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任务,不仅要解决比例失调问题,而且要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再次,经济结构和经济比例的变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同样类型的经济结构常常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比例关系。我认为,结构和系统这两个概念是联系着的。现代科学常常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看成一个系统。所谓结构,就是组成系统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形式和方式。我们有时把结构理解为构成,这也是可以的,但严格来说结构和构成是有区别的,构成是一种表示静态的概念,而结构则是表示动态的概念。由于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系统及其构成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人们一般用结构来表示组成系统的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我的结论是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系统,经济结构就是国民经济诸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具体一点讲,经济结构的内涵包括:(一)国民经济由哪些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的性质和特点;(二)国民经济诸要素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相互联系的方式,包括它们的比例关系;(三)国民经济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四)国民经济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

  这次讨论中不少同志和我持相同或类似的看法,经过讨论,这种看法被大多数同志所接受。调查研究结束后,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就是按照这种看法设计撰写的。以后理论界以及文件中讲的经济结构,也大体都包括这里讲的这些内涵。

二、研究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研究经济结构必然要涉及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过我研究这个问题还与一场“风波”有关。大概在1981年10月下旬,《人民日报》理论部转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书记处研究室1981年10月23日寄给《人民日报》领导的,标题是《对<把重工业搞活,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一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主要内容是:“《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6日第五版以半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齐健(工经所周叔莲)的文章,现将其主要观点分题摘录如下”:“(一)认为经济结构完全是由经济增长速度决定的,说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结构的合理演变”,“(二)认为重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速度,才能进行调整”,“(三)认为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已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四)认为日、法、西德在战后恢复时期,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是一样快的”。《意见》说:“这篇文章的以上几个问题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国外的注意。《日本经济新闻》就此评论说,‘这篇文章的观点与去年以来的调整政策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可以肯定,这是同去年以来严格的调整政策两种不同的论调’”。

  书记处研究室是当时的权威机关。《意见》由《人民日报》社长批示总编、总编批示理论部主任处理,理论部把意见转给了我。我认真读了《意见》,感到《意见》对我的文章观点的概括并不准确,表现了对理论研究的过分而且不当的干预。

  《意见》批评的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约我写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是经过再三推敲后确定的。当时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过调整,1981年上半年轻工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产值同比增长11.6%。重工业则遇到很多困难,不仅没有增长,产值还同比下降8.2%。整个工业产值仅增长0.8%,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的要求。当时的工业大省辽宁1981年1-7月轻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2.2%,但是重工业产值下降9.7%,整个工业产值下降2.8%。所以,我在文章开头就说:“重工业下降的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后果。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扭转重工业下降的局面,把重工业搞活。”文章的内容是符合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的,《意见》概括的几个观点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文章的原意。

  例如,第一点,文章中说:“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虽然是相互影响的,但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并未说“经济结构完全是由经济增长速度决定的”。第二点,《意见》引用文章中的话:“我国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经验也表明,只有在经济发展具有一定速度的情况下,才能积累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提供有利条件”,说我“认为重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速度才能进行调整”。我在文章中的那段话并没有错,而《意见》的概括不是我的意见。第三点,文章论证“当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已成了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并未认为“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已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并非一回事。第四点,我在文章中说日、法、西德在战后恢复时期,“它们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一样,恢复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意见》据此说我认为它们的“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是一样快的”。这也是无中生有。

  我开始研究经济结构的时候,就认识到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意见》使我更加关心这个问题,为此我写了《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经济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速度》(《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等几篇文章。文章指出: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看,经济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漫长年代里,生产力极其落后,经济增长十分缓慢,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很慢。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经济结构的变动也加速了。文章说明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比重减少、工业比重先增加后减少、服务行业比重越来越大的明显倾向,指出经济增长对部门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乃至技术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都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同时指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也有多方面的影响和重要的制约作用。经济结构主要通过影响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影响两大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影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影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经济效果、影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等方面和制约经济增长。我们过去忽视了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导致种种消极后果。

  我的结论是: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的基础,这是指历史上经济结构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长期趋势,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仅仅由经济增长决定,也不意味着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没有制约作用,更不意味着可以不顾经济结构和经济比例的状况任意决定增长速度。过去在计划工作中主张比例要服从速度,并且认为速度越快越好,这是“左倾”指导思想的表现,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说,书记处研究室的《意见》是促进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不过,学术研究应该允许独立思考,百家争鸣。用行政办法来干预学术研究,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的。

三、研究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的关系

  经济效果差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痼疾,因而提高经济效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我曾在多篇文章中介绍分析我国经济效果差的情况。例如,我在《不能再走经济效果低的道路了》(《人民日报》,1981年3月2日)一文中说:我国国民经济中效果低的主要表现有:①生产中消耗大,浪费严重,这就必然导致消耗增大,成本增加,利润减少。②产品质量差,有的甚至是废品。大量积压的机电产品中,需要报废的约有5%-10%,能勉强使用要削价处理的约有40%。③流通过程迟缓,物资积压严重,资金占用多。物资积压不仅使产品不能及时利用,长期积压还使有的产品完全失去使用价值。④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一五”时期以后,工程造价成倍地增加,建设周期成倍增长。“一五”时期固定资产形成率为83.7%,“二五”为71.4%,“三五”为59.5%,“四五”为61.4%。每增加1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额,“一五”时期为1.68元,“四五”为3.76元,增加一倍以上。

  1980年,我在《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载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中,分析了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认为这必然导致经济效果下降。我指出:经济效果下降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确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一五”时期积累率和建设规模比较合理,经济效果也较好。“二五”时期和“三五”时期以来,积累率过高和建设规模过大,经济效果也下降很多,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必然使这些项目不能及时得到所需的资金、设备、材料和劳动力,从而延长工期,增加造价,许多项目不能及时建成。建设规模过大还会损害原有企业的生产,这就是扩大再生产挤掉简单再生产,结果造成两败俱伤。过分突出重工业和忽视轻工业,以及农业结构不合理,也导致经济效果下降。

  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和盲目追求高速度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的关系,也就是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三者的关系。我在《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一文中研究了它们的关系。我指出:增长速度快,经济效果未必一定好,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导致经济效果下降。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一是工业挤农业。过去错误地把经济增长看成主要是工业增长,因而忽视农业,甚至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而在农业大国的中国,不处理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使农业迅速发展起来,是很难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也难以提高经济效果。二是重工业挤轻工业,这就不仅使人民生活难以提高,而且降低了经济效果。三是基本建设挤生产和维修。我国曾多次出现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基本建设规模恶性膨胀,导致经济大上大下,影响经济效果。四是积累挤消费。由于积累率过高,积累的经济效果反而下降,并影响整个经济效果下降。由上可知,盲目追求高速度所以导致经济效果下降,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违背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从而破坏了合理的经济结构或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我还提出,要用实践来检验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我批驳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规律。指出:我国经济学书籍中曾充满了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规律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国民经济全面的、综合的、连续不断的高速度发展规律。这是过去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理论依据。列宁曾说:“规律是本质的现象”,“本质的关系”。如果对经济规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那么不能不承认,迄今为止,有些书刊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规律似乎还不存在。因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全面地不断地高速度发展之间还不存在“本质的关系”即必然的联系,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不存在经济全面地不断地高速度发展这种“本质的现象”。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经济增长速度都决定于生产力诸要素的数量、质量和利用情况,例如决定于积累和积累的使用,决定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决定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经济建设中我们决不应该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而应该切实地重视经济效果并把它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我们要根据取得最佳经济效果的要求来确定合理的增长速度,而不应该用降低经济效果作为代价来取得所谓的高速度。宁肯增长速度慢些,但要经济效果好些。现在经济科学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果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要由过去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为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为主。根据一些典型资料来看,改造现有企业比新建同样的企业,投资可以节省2/3,设备材料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短时期内就可以有效益。经济效果的提高当然还要进行其他许多工作,而确定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克服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现象,是提高经济效果的前提条件。这样做,才能使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果相互促进,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根本问题》,《财贸经济丛刊》,1981年第3期)

四、探索怎样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1979年开展经济结构调查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次调查的一项主要成果是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该书有中文、英文、日文、俄文等多种版本,全书共26章,作者大都参加过调查并对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我作为经济结构组办公室综合组的主要成员,协助主编审读和编辑了这本书。我在草拟的该书前言和第一章《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中,研究了中国经济结构如何合理化的问题。以后又在一些论文中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的写作也有曲折。因为我在审读大部分书稿后草拟的“前言”中已写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建议,再写《回顾》难免重复。我曾考虑不写此文,但编写组仍要我写。我感到为难,再三思考如何尽量避免重复。为此,我增删了问题,转换了视角。在“前言”中,我列举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阻碍国民经济迅速发展。②轻工业落后,不能满足城乡人民提高生活的要求。③重工业脱离农业和轻工业片面发展,并且内部比例失调。④交通运输业落后。⑤商业、服务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⑥对外贸易和加速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⑦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⑧“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失调。在《回顾》中我列举的问题是:①农轻重关系严重失调。②能源供应紧张。③运输和生产发展不相适应。④流通和生产发展不相适应。⑤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⑥三线建设遗留问题很多。两文相比,还是“前言”说得更具体、更全面一些。关于导致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前言”中列举的主要原因是:①盲目追求高速度,破坏了综合平衡。②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③片面追求高积累。④公社化过程中某些过激的做法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⑤全民所有制经济管理体制有严重的缺陷。我在1979年曾发表过文章,认为“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是片面理解优先发展重工业,片面理解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片面理解速度和比例的关系,片面理解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财贸战线》,1979年11月20日,另见周密:《经济结构方面需要研究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79年9月22日),而《回顾》没有再提及这个问题。“前言”中提出10条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建议,《回顾》中也没有再提建议,而是分析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后果。主要是:①阻碍社会再生产的进行。②导致经济效果下降。③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④阻碍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回顾》中还总结了我国处理经济结构的主要经验教训:①要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要求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②正确处理速度和比例的关系,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③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④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⑤改革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管理体制。⑥重视改善经济管理和提高经济效果。这是“前言”中没有论述的。

  我在《合理化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齐鲁学报》,1980年第6期)一文中,继续研究我国经济结构怎样实现合理化的问题。我提出,合理化的经济结构应该具有四个主要标志:第一,有合适的所有制结构,即所有制结构适合于生产力状况。第二,社会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其前提是处理好两大部类的关系,同时不仅要有合理的生产结构,同时要有合理的流通结构。第三,生产力诸要素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包括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第四,人民生活得到较快的改善,这是经济结构合理与否的一个综合性标志。具备上述四个标志,意味着它是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首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良性循环,其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良性循环,再次是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之间的良性循环,生产力和自然条件之间的良性循环,最后是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这样的经济结构就有可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对于怎样实现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问题,我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正确处理生产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要继续改革国营经济管理体制,做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存在。第二,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问题,包括处理好农轻重关系,解决好能源问题,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正确处理劳动力、技术和自然资源的关系问题。要广开就业门路,建立合理的技术结构,发挥地方优势,克服地区封闭的现象。第四,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从多方面设法改善人民的生活。我还指出,不能认为只有实现了现代化才能达到经济结构合理化。因为合理化的经济结构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的生产力状况下有不同的要求,即使没有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也是可能的。为了建立合理化的经济结构,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国家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学习他们处理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学习他们研究经济结构的方法。我曾在有关文章中介绍了研究产业结构的几种主要方法,包括把社会再生产分为两大部类,把国民经济分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大部门,把产业分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把生产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四种方法,并分析了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当时理论界不少同志不赞成“三次产业分类法”,认为它“没有科学标准”,“渗透着资产阶级本质”,“基础是庸俗价值论”。我则认为这种分类法对于我们研究经济问题是有益的,能帮助我们掌握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结构演变的规律,也是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所必需的。

五、从研究经济结构到研究经济发展战略

  我在《经济结构的内涵和研究经济结构的任务》中提出,研究经济结构有六项具体任务。一是要弄清楚什么是合理的经济结构,二是总结我国处理经济结构的经验教训,三是总结外国处理经济结构的经验教训,四是掌握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五是制订正确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六是建设一门经济结构科学。我认为,制订和实施正确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合理化的必要条件。1980年5月,我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曾说:实现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需要制订有科学依据的长期规划。“要在掌握国情的基础上制订有科学依据的计划和规划。不仅要有年度计划、五年计划,而且要有更长时期的规划。因为改善经济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连续性的任务。不仅要有一个经济规划,而且要有一个科技、社会规划”。(《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我是把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研究的。在全国经济结构调查研究结束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曾着重研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我在《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82年5月24日)中指出:过去我们不常使用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有人因此怀疑我国过去有没有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所谓经济发展战略,概括地说,就是关于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措施的构想。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和主要措施不仅有设想,而且有些设想已成为党的方针和国家的计划。应该看到,我国在制订和实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一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制订的,它符合我国的国情,贯彻执行得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1958年开始,在战略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都犯了错误。例如,搞高指标、刮共产风等等,使“二五”时期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长期以来,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思想,一种是“持久战”,一种是“速成论”,这两种思想都经过不止一次的实践,证明“持久战”是切合我国国情的,而“速成论”则不符合国情。文章强调指出,为了正确制订和实行经济发展战略,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同时要很好地研究和借鉴外国的某些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经济效果、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的关系,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树立“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反对“速成论”,避免或少犯错误。还应当从历史经验中学会把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使之同步配套,形成最大的合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此文曾由美国《中国问题季刊》(英文版)全文译载。

  1982年6月,我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怎样制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认为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二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三要适合我国国情,四要针对存在的问题,五要把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指出要贯彻以下原则:①满足人民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②发展生产是满足人民需要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做到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④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⑤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在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提出了1981年到200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我写了《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经济研究》,1983年第1期)、《战略目标和经济效益》(《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第1期)、《战略目标和产业结构》(《晋阳学刊》,1983年第2期)等论文研究有关问题。此后,我的研究重点转向我国工业发展战略,写了《试论我国工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我国工业的若干战略对策》、《研究工业发展战略的任务和方法》(载《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等多篇论文。1983年,我组织工业经济研究所十多位同志研究工业发展战略,成果是我和裴叔平同志一起主编的《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198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还和李灏、蒋一苇同志组织有关经济部门和研究单位的三十多位同志,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1986年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专著是姐妹篇,内容各有侧重,前书侧重于工业分部门的发展战略研究,后书主要研究与工业发展有关的一些综合性问题。前书曾获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周叔莲

二〇一一年十月

 

照 片

  

大会发言

  

在胡耀邦墓前

  

会场发言

  

阅读书籍

  

西雅图晚霞

 

相 关 媒 体 链 接

  1. 周叔莲:平生最爱是读书(中国网)

  2. 周叔莲:坐热“冷板凳”的学部委员(中华儿女网)

  3. 周叔莲:关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教育网)

  4. 周叔莲:更加重视发展装备制造业(理论网)

  5. 周叔莲:周叔莲与胡耀邦——完美的互动/改革思路的碰撞(新浪博客)

  6. 周叔莲:十七大为什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宁波社科网)

  7. 周叔莲: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性及主攻方向(理论网)

  8. 周叔莲:著名经济学家周叔莲指出:延缓、阻碍企业改革可能助长私有化(吾喜杂志网)

  9. 周叔莲:一位经济学家眼中的世界(新浪新闻)

责任编辑:方鸿琴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