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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群慧出席中美高端智库并发言:关于中国制造业发展与技术转让问题的几点认识
2018年09月29日 10: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作者:黄群慧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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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中的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

    

  9月17日至19日,中美高端智库在美国华盛顿和芝加哥两地,就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及如何缓解两国当前的贸易争端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江小涓率团出席了中国社科院与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联合举办的“全球经济中的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与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等机构的专家学者深入对话,并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两地分别举行媒体见面会阐述立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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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出席会议并发言,全文如下:

 

   黄群慧:关于中国制造业发展与技术转让问题的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制造2025》本质是中国为了应对新工业革命浪潮、学习世界发达国家通用做法、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制造业升级规划。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一直孕育和发展着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化进程加速推进,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在新一轮工业革命被抛弃。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浪潮,世界各国纷纷推出自己的“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发布了“美国制造业复兴法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以及“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等多个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计划或政策法案,德国提出了“工业4.0”、法国提出了“新工业34项计划”,等等,以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产出总量居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当然也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积极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推进中国制造业升级。《中国制造2025》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重点,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一个产业规划。从本质上看,《中国制造2025》主攻“智能制造”,与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主攻“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主攻“物理信息系统(CPS)”,并无本质区别。《中国制造2025》确定十大重点领域,也与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确定了新一代机器人、先进材料、金属加工、生物制造和替代能源等领域相似,目的都是引导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从经济发展看,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南亚成功的经验和拉美失败的教训都说明,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依靠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实质是根据中国自己经济发展阶段而制定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规划。作为一个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升级规划,对于处在后工业化阶段的美国制造业发展,虽然大的领域相似,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的巨大差异,很难说能够构成重大冲击和直接竞争,更多仍然是合作。

  第二,无论是制定《中国制造2025》、还是实施《中国制造2025》,中国秉持市场主导原则和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是中国工业化阶段和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的内在要求。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是《中国制造2025》的首要原则。自《中国制造2025》发布始,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是指导性的,而非指令性的。中国政府选择市场主导原则推进《中国制造2025》,并不是来自于什么外部压力,而是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经验显示,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才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有效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进入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这种背景下,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原则,坚持完善市场竞争秩序的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更有利于激励创新,也更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和顺应新工业革命。2016年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政策制定机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对照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生产经营行为4个方面共18条标准,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经审查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应当不予出台,或调整至符合要求后出台。这一举措为内外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了法律条件和制度保障。

  实际上,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所指责的——无论是《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了一些“自主保障比例”的指标要求,还是学界专家编制《中国制造2025技术路线图》绿皮书提到的市场占有率、自主化率等目标,都只是一个预测性、信息引导性指标,都不是政府设定的政策目标,不具有任何强制性,也没有与政府的相关政策、资金投入等挂钩。这只是坚持市场主导原则下的政府引导,这种做法在国外也并不鲜见。

  第三,毋庸讳言,中国正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中国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但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关键作用是打造开放协同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而不是直接干预技术转让,更不存在强制外国企业技术转让。

  现代经济学表明,由于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创新能力的提升的本质是要形成一个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各个创新要素共生共荣、吐故纳新、协同演化、动态开放的具有生命力的自然系统,具有复杂性、动态性、系统性、协同性、开放性等特征。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等要素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要素与系统与环境之间充分的、开放的、持续的互动。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提供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工作是培育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近些年,中国政府的政策更强调实行普惠政策,广泛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注重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环境;强调激励创新行为,促进产学研结合,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实在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中,也提出要在若干重点领域建设“超过15个国家制造业创新研究所(IMI)”,联邦政府“将在项目启动的5-7年间给予7000万至1.2亿美元不等的资金”。“中国制造2025”也提出要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目的就是在市场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政府的引导加快实现突破。

  在认识到培育开放协同的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的前提下,中国政府以开放心态、创造开放环境来推进《中国制造2025》,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不存在限制性、歧视性和排他性内容。目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参与到“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中,如美国佐治亚理工与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合作开展联合研究和人才培养,GE公司与哈尔滨电气集团在燃气轮机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在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方面,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共同组建联合实验室,国家增材制造创新联盟已有3家海外成员单位。

  不仅如此,为了培育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制造2025》及其相关政策中,没有制定任何强制外国企业转让技术的规定。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以《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掌握核心技术为理由,推断中国政府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中第七条第3款中承诺,对外商投资的批准不以一系列履行要求为前提,包括不以技术转让为前提。因此,任何外商投资审批和备案机构,包括承担该项职能的各种开发区管委会,如果要求以外资转让技术作为审批或者备案的前提,当事人应该申请行政复议、行政申诉或者进行行政诉讼。现实中国外企业向中国企业的技术转让是商业谈判的结果,这种技术转让要求完全是企业成本效益核算基础上正常的商业性谈判要求。如果外方认为中方企业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的行为,那么应该走反垄断申诉和诉讼途径加以解决。这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同样适用。《对华301报告》列举了一些国有企业的案例,将国有企业行为等同于政府行为,国有企业从合资方或者国外收购先进技术是政府行为,这是不正确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经历了40年,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生存发展状态已经是非常多元化的,2013年以后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要求,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实施分类改革与治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是具有现代多元化产权结构、市场化管理机制的商业类企业——“新国企”,这些“新国企”与民营企业一样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其技术收购战略和国际化战略都是企业自身的商业行为,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是跨国公司常用的所谓“技术寻求型”跨国并购战略,是全球化背景下“双赢”合作的正常企业行为。

  第四,未来中美技术合作空间巨大,尤其是在航天、气候、医疗、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

  从来华寻求技术合作的美国企业来看,吸引美国创新企业寻求对华合作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国制造,借助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以更低成本将自身产品推向市场;二是中国市场,借助日渐扩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让企业迅速壮大;三是,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在某些领域积累起来的技术能力,与美国企业形成了初步的技术互补性。因此,除了“美国研发+中国制造”和“美国研发+中国市场”两种垂直合作模式外,随着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美国研发+中国研发”的水平合作模式也会越来越频繁。这包括(1)航天领域的技术合作。在中国2022年前后建成载人空间站之后,如果国际空间站在2024年按照计划退役,那么届时中国将成为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太空领域属于全人类,中国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上来积极推动中美太空合作。美方也应该通过太空领域的合作来给中美两国乃至全人类带来利益。(2)公共领域的技术合作。加强两国省/州一级政府间在气候、能源、医疗等领域的合作。两国政府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适时举办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2017年6月份中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签订的气候协议和清洁技术协议为例,充分反映出了美国州政府在对外合作上的主动性。2017年,美国FDA宣布启动一个数字医疗项目,包括互联网公司苹果和罗氏、强生等药企在内的9家知名数字技术与医疗公司加入了这个项目。同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也与普华永道中国联手打造了数字医疗健康加速营,杭州妞诺科技、深圳联新等8家创新企业参加。中美两国均希望通过数字化的创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解决医疗领域的难题。在数字医疗领域,美国在技术和标准建设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而中国具有应用和市场规模方面具有优势,在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两国在数字医疗领域的合作空间广阔。最重要的,两国可以考虑在数据共享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可以成为两国技术和商业合作的切入点。(3)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投资者更关注应用层,而美国投资者更关注基础层。美国企业关注全产业布局,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应用层。例如,Google、Amazon、Facebook和Microsoft等,多数都是全产业布局,涵盖了消费级产品、行业解决方案、技术平台/框架和芯片。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则主要集中在应用层。现阶段,中国企业在金融、无人机、移动互联、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智能解决方案、开源平台、云计算服务、智能硬件和无人驾驶等方面引进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链正在加速发展中。人工智能创造的新世界已经不远,环境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人工智能和它所伴随着的系统性变化,将迎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合作参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人工智能产业国,中美将携手合作共赢。在包括无人驾驶等在内诸多领域的数据共享也是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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