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谈一下目前讨论的对于新型城镇化的理解，特别要讨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关系。 二是讨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点问题。 

　　推行新型城镇化这些年以来，我们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对应的是旧的城镇化模式。主要的特点是土地的扩张，或者是城镇空间的扩张，还有市民化的进程。 

　 我们在2009年，出了一个中国财政政策报告。我们当时对这个现象有关注，我们提出了一个名词——伪城镇化。今天上午，蔡院长提出了不完全城镇化，这个问题用什么名词来概括，在媒体上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总体上，在这些媒体，包括学者的积极推动下，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已经重视了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城镇化推进的模式，和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生活在城市，但不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我们这些年提出新型城镇化，当然，他的内涵也有讨论。最近这些年，包括中央的领导和文件，也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是人的城镇化。 

　　怎么去理解这个词呢？比如说有的人会理解成还是城市居住人口比重的提升。在城镇化的规划中，应该是提出了到什么样的时间，城市人口比重达到多少。另外一种更多的理解是已经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应该享受基本的市民公共服务。从我们的观点看，认为新型城镇化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础上人的自由迁徙。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他的目的是什么，带来什么样的改善。 

　　要提高生产力的问题。比如说中国这些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本身是高度同步的，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大量的人从低生产力部门转移到高生产力部门，从而体现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是同步的。 

　　新型城镇化应该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城镇的公共服务的体制，优于农村，所以，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过程。当然，在一定的时期，人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如果城镇化的政策让人们到城市里来降低了生活品质，可能不是我们提倡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模型，我们想，人的自由迁徙吸引他的主要是两点：一是个人的收入水平，二是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 

　　城镇化带来的影响：一是个人生产力的提升。个人的影响是收入成本的上升。 

　　可以享受到人聚集到一起的效应。同时，应当担负一种责任，为人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常常提这个词，从中国过去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生问题。从政治的角度，我们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 

　　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所提到的城镇化的模式，可以看到，政府享有了生产外因性的好处，但不担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本。从政治的角度看，是不可能接受的。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在一定阶段之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劳动力人口发生变化，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我们现在所提的人的城镇化模式，主要强调城市内部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的地方是行政命令式的人的城镇化，把一些人强制性的拉入到城市中。这里可能会发生几个问题：一方面，会让不适应城镇生产需要的人进入到城镇，实际上对社会效益来说是一种损失，而不是改善。对政府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它要提供这种基本公共服务和责任。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搞行政命令式的，但是，我们仅仅是要做到城市内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里面会发生另外一种问题，比如说形成了一个地区之间的落差的话，就会出现在发达国家常常出现的问题：福利移民。很多人仅仅因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吸引他过去，他本身的生产水平并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他过去了以后，这种低生产力的人口涌入到城市中。也是我们要防止的一点。 

　　我们所说的新型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强调几点：一是要实现城市内部非户籍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基本均等化。另外，我们也强调在城镇之间、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与以往观点的区别。 

　　如果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后，人的流动或者是它选择生产生活的地缘，主要是生产力的提高，他会选择最合适自己发挥优势的地方去生活。它的社会效益是最高的。另外，也满足了政治上相互平等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未来很大的问题是，可能很多人在工作时期，愿意在城市，但是退休后希望会到农村去生活。这种情况，按照标准的定义，会不会发生逆城镇化的现象。按照我们这种逻辑来看，工作的时候在城市，以后在农村，这是比较合理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一种选择。 

　　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照这个观点，怎么样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几点比较困难： 

　　一、怎么样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怎么样才是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当时所说的区域之间，城镇之间以及城市内部。衡量标准是什么？以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 

　　首先，要明确一点，并不是财政的出资完全一样，这肯定作不到。他所说的并不是水平绝对一致。 

　　二、在中国来说，区域之间、城镇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齐头并进。 

　　目前的讨论，我们提到比较多的是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均等。以我的观察来看，区域之间相互排斥，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可能这个问题更严重。城镇之间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好解决。但是区域之间相互排斥，比如说你是河南人到广东去招工，你希望广东政府为你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非常困难的。广东政府为自己的老百姓，为农民居民，这个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点。 

　　要提到一点，有人在估算市民化的财政成本，可能现在的有些估计是夸大了，市民化的成本主要是教育和住房。现在提到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他参加的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现在推动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实际上在侵害他们的利益，而不是给他们利益。 

　　下面我谈谈我们面临的难点与对策。 

　　财政体制是实现这个政策关键的因素。财政体制是关键，首先，他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公共财政的理念，最核心的是由二元体制走向一元体制。但是，应当考虑到，可能我们现在的财税体制，把着重点从原来的城乡差别转移到流动人口上。这种流动人口，是我们财税体制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流动人口包含了城乡因素，也包含了区域之间的因素，是问题集中的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也提出了很多政策，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理顺中央地方之间的事权关系，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要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要为城市非户籍人口提供一些基本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城乡成本的差异，包括区域成本之间的差异如何分担，是非常困难的。 

　 暑期我们到东莞调研，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0到17岁的外来流动人口，大概有50多万人。他们说目前他们的公立学校可以吸纳10多万人儿童的教育，20、30万外来人口的子女，地方政府是不管的，剩余的儿童要进入民办学校。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尖锐的矛盾，广东东莞是中国非常发达的地方，但是，依然有几十万的儿童教育问题不能解决。 

　　你仔细想想，这些儿童在老家，他的教育经费一年也就是几千元。在东莞，一年的教育费用可能是上万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差异。简单的把这些儿童吸纳到发达地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种巨大的成本差异，由谁来承担。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所想到的措施是，以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直接跟着人走，他到东莞，以前在湖北，到了东莞，中央的转移支付也到东莞。可以看到，巨大的成本差异，还是要有其他的措施，比如事权关系的调整方面，有中央统一来安排。 

　　另外一个突出的矛盾，金融布局和政策走向不太一致。比如说新型城镇化提出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向，可以看到中央政府鼓励中小城镇。事实上，人们愿意去的地方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到底怎么去衡量，怎么样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财政政策怎么实现，包括我们的户籍制度怎么安排，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这里面，我们也说了，不发达的地区有不发达地区的困难，发达地区有发达地区的困难，我们往往会谴责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不承担责任。我们到广东一看，他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广东按常住人口来计算，人均财政支出在全国排23位。如果要真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均财政支出在全国的水平排的会很靠后，这和他们经济发展水平是完全不一致的。因此，我们想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从财政体制中怎么去落实，应当说面临着挑战。 

　　问与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