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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1]林盼: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
2018年03月23日 16:49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林盼 字号
关键词:制度变迁;利益冲突;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

内容摘要:本文关注1949—1965年国营企业技术人员生存境遇问题。通过对这一时期工业系统干部档案材料的分析,本文发现,技术人员是否能够“凭技术吃饭”,即依靠专业能力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获得向上流动的资格,在新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具有阶段性差异。在大跃进之前的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被“包下来”的旧技术人员不仅掌握相对自由的择业机会,在企业内部也备受重视,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回报。大跃进时期,由于企业党委的权力扩张,“两参一改三结合”打破技术等级制度,大量工人被提拔为工程师与技术员,使得技术人员在这一管理体系中失去技术权威的地位,面临“上压下挤,两面受夹”的边缘化处境。1961年之后,随着《工业七十条》的颁布,技术等级制度部分得到恢复,技术人员的价值与地位重新得到确认。本文认为,制度变迁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是技术人员生存境遇与社会地位起伏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制度变迁;利益冲突;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关注19491965年国营企业技术人员生存境遇问题。通过对这一时期工业系统干部档案材料的分析,本文发现,技术人员是否能够“凭技术吃饭”,即依靠专业能力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获得向上流动的资格,在新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具有阶段性差异。在大跃进之前的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被“包下来”的旧技术人员不仅掌握相对自由的择业机会,在企业内部也备受重视,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回报。大跃进时期,由于企业党委的权力扩张,“两参一改三结合”打破技术等级制度,大量工人被提拔为工程师与技术员,使得技术人员在这一管理体系中失去技术权威的地位,面临“上压下挤,两面受夹”的边缘化处境。1961年之后,随着《工业七十条》的颁布,技术等级制度部分得到恢复,技术人员的价值与地位重新得到确认。本文认为,制度变迁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是技术人员生存境遇与社会地位起伏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制度变迁 利益冲突 国营企业 技术精英 地位获得 

  Institutional Change,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Technical Elite Status Attainme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9-1965) 

  Lin Pan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living circumstance of technical personnel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1949-1965Through the archives of industrial system in this periodthis paper found the phase difference whether technical personnel were able to obtain a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or upward mobility relying on the professional skill ability.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covery and transition before the Great Leapthe old technical personnel not only mastered the relative freedom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but also attracted attention in the enterprise and achieved the double returns to obtain the economic income and social status. However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Leapa lot of technical personnel lost technology authority in this system and confronted the squeeze on pressure because power of enterprise Party committee was undergoing expans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workers was promoted to engineer and technician due to break the technical level system. After 1961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Seventy Rules of Industrythe technical grade system was partially restoredand the value and status of technical personnel were reaffirmed.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change of power relations caused by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s is the main cause that living circumstance and social status of technical personnel were subject to fluctuation. 

Key WordsInstitutional Change; Conflict of Interest; Technical Elite; Status Attainm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作者及简介]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批准号:16ZDA002)的子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史”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致谢]本文在构思和写作期间,受到刘欣教授、张乐天教授、桂勇教授等师长的指点与鼓励,在此深表感谢。文责自负。   

[期刊责任编辑]黄英伟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政权之后的发展道路,经济学家科尔奈(Kornai)曾提出“强制性经济增长”的命题,认为“最高领导层设计了严密的计划来强制实现生产的高速增长,不论是官方宣传,还是日常的管理和控制,党始终在努力实行数量目标”。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后发国家急于消除贫穷落后状况的心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就一定能够迅速赶上发达国家,这一信念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增长的途径则是“工业优先”:“工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强制增长战略主要是指快速实现工业化”。由此可以解释新中国建立之初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主旨思想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跃进”运动的出发点则是加快工业化步伐,“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掌握专业能力的技术人员(或技术干部)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些学者指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精英选拔的过程中,主要看重阶级出身、党员身份及政治表现等因素,遵循所谓的“德治原则”(或称贤人制,virtuocarcy),特别看重个人的先天品质及身份背景。例如,怀默霆(Martin Whyte)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管理国营企业过程中,较为看重干部的政治“纯洁”,仅仅拥有技术能力,并不足以获得晋升机会。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和撒列尼(又译为塞勒尼,Ivan Szlenyi)均表示,“红专”问题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持续性张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一种笼罩性的意识形态明确地表明“红胜于专”。周雪光和苏霍姆里诺娃(Sukhomlinova)在对苏联和中国的再分配模式比较研究中发现,教育水平在苏联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有文凭、有能力的技术精英在苏联能够获得比同一时期的中国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中国的技术精英则往往会面临职位晋升的瓶颈,出现个人的政治资本与选拔标准之间不相匹配的情况。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凭技术吃饭”的状况仍然普遍发生在企业之中。例如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及其合作者指出,当旧精英家庭及其后代在入党问题上面临不公正对待时,技术精英职位如同一个“避风港”,让这些获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获得了生存和向上流动的机遇。李静君、张婧、李若建等人也在研究中发现,在国营企业中,“技术原则”在企业的分配体系中作用十分显著,部分政治表现一般,但生产能力较强的职工,同样能够评上劳模。还有一些研究指出,技术精英“凭技术吃饭”的现象存在阶段性差异,如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指出,共产党所制定的政策,常常在维系政治统治和推动经济发展之间摇摆,主要表现在提干过程中时而看重政治可靠程度,时而看重实际工作能力。笔者在对19491965年国营企业技术干部选拔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党委权力受到抑制,生产行政领导在资源分配与干部选拔方面具有话语权的阶段,技术人员能够凭借专业能力方面的优势,获得晋升的机会。

  既有关于技术精英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群体在计划经济时期所面临的复杂而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由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需要高度理性的生产计划设定和执行,因此必须要倚重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这种技术上的优势是其无可取代的重要资本;另一方面,刚刚执政的共产党并没有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储备足够多的技术人才,“又红又专”的干部严重稀缺,而被“包下来”的旧技术人员虽然提供了出色的专业技能,但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上又难以得到执政者的充分信任。“专而不红”的状况,导致技术精英能够在一个阶段内备受重视,真正“凭技术吃饭”;也会在另一个阶段受到冲击,技术能力不仅“吃不了饭”,还有可能被其他群体所挤压,形成技术精英边缘化的局面。产生这种阶段性差异的原因,与国家的政策变动有关,“循环式的变化是新中国政治与政策的重要特征”,国家常常会重新评估某些社会群体的资源价值,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来改变这些群体之间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简言之,今天的资本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不利条件,反之亦然。     

  对于技术人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生存境遇与职业地位问题,既有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目前还缺少以技术人员的地位变迁为视角,分析制度结构的动态变化与社会群体的行为观念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科尔奈曾指出,企业领导具有多元化的工作动机,包括政治和道德因素、工作认同感、权力、威望、物质福利、对惩罚的恐惧等,他们本身就拥有完成工作任务以提升个人地位、获得职业回报的强力激励。事实上,技术干部与普通工人同样有着复杂的行动策略和选择,通过不断应对宏观制度变化的方式,调整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以满足个人或集体利益的需求。这种“能动者”(agency的分析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程度,避免“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近年来出版的各种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上海档案馆及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所藏的企业档案与调查报告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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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盼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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